皇帝若曰：在昔明王之治天下，仁风翔洽，德泽汪濊。四序调于上，万物和于下。兵革不试，刑辟弗用。内则俊贤居位，以熙于王职；外则夷狄向风，以修于岁贡。建皇极以承天心，歛时福以锡民庶。然后日星雨露、鸟兽草木，效祥荐祉，书之不绝，朕甚慕之。其何术以臻此欤？朕承祖宗之业，托士民之上，明有所未烛，化有所未孚，而任大守重，艰于负荷。故详延魁垒之士，思闻谠直之言，以辅不逮，庶几乎治。盖人君即位，必求端于天，而正诸己，惟王事得其常则，庶證协其应。朕享国以来，靡敢自肆，而和气犹郁，大异数见。乃元年日食三朝，洎仲秋地震数路，而冀方之广，为灾最甚。岂朕弗德之致欤？夙寤晨兴，思其所以。是故图讲政务，则日至中昃，而犹多茍简之习；烝进人才，则官无虚假，而颇乏绩用之美。种羌非不怀徕也，而边候或时绎骚，以至临遣辅臣，憺明神武；烝民非不爱养也，而生气或未完富，以至外驰使者，宣布惠教。国用虽节而尚烦于调度，兵籍虽众而未精于简稽。宽关梁之禁而商靡通，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。夫风俗厚薄，根于取士之无本，道教之不明。而博询台阁之论，所执者不一，岂无救弊之道焉？刑罚烦重，出于设法之多门，沿袭之不革。而将加恩仁之政，使死者少缓，必有可行之术焉。予欲兴乎七教，兼乎三至，以厎圣人之道，则宜条其先后之次；予欲明乎六亲，尽乎五法，以极天下之治，则宜叙其本末之要。乃至仲舒之言，班固谓切于当世，其可施于今者何策？崔寔之论，范晔谓切于政体，其有益于时者何事？毋以谓古人陈迹既久而不可举，毋以谓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，惟其改之而适中，举之而得宜，不迫不迁，归于至当。《书》曰：「言之非艰，行之惟艰」。子大夫其悉心以陈，朕亦不惮于有为焉。

臣对曰：臣闻大智者圣人之德，而虞舜察迩言，盖万事之统，顾省不遗而虑之深也。中行者君子之能，而仲尼与狂狷，盖匹夫之志固守难夺而不可弃也。此二者施诸君臣之际，而要其归，则上有求善无厌之美，而下不失为尽节不欺之士。各崇所尚，义何亏焉？今陛下席太平之基，运独化之术，元臣良辅讲磨原本于内，庶官群吏奔走职业于外，经制立而可以庇万嗣，号令出而可以肃四方，治定功成，信有日矣。然犹诏举贤良方正之士，亲策于庭，退托不明，延访得失者，岂非虚己好问，求尽天下之情欤？臣愚不肖，不足以备当今之下执事。虽竭尽倾写，安能补陛下万分之一乎？然不敢以荒略无取为解，而逆探朝廷之意，愿献于前者，盖以为贤良之义，贵犯而不贵隐，恶斯义之废自臣始也。且人各有异能，而所以取之者必主于一。求将帅主于勇，求守令主于廉，求法吏主于文，而求贤良主于直，舍是则虽有异能，而亦不取矣。今将帅不言其勇而言其仁，守令不言其廉而言其通，法吏不言其文而言其朴，则陛下取之欤？臣虽不肖，而所以进者贤良也，敢不一于所主，而求伸其志哉？恭惟圣策有曰：「昔明王之治，仁风翔治，德泽汪濊，四时调，万物和，兵革不试，刑辟不用，隽贤居位，戎夷向风，建皇极以承天，歛时福以锡民，日星雨露、鸟兽草木，效祥蔿祉」。陛下甚慕之，而访臣以致之之术者，此陛下深思治体，而究其所由，欲均大利于四海也。臣愚何足以知之？然臣闻人事有本末，物理有始终，王道之施设，固有先后。端本所以治末，慎始所以图终，施之宜先，则不可后于一日，乃治体之所起也。昔《春秋》以五始明王法，谓一为元者，视大始而欲正本，深探其本，而所贵者始也。然则人君之即位者，天下之大本，而王道之始乎！兆民亿姓延颈企踵，而觊其抚养也，则必有以慰其望；公卿辅佐致忠竭节而副其任使也，则必有以结其心，羌戎夷狄悚意慑虑而仰其怀徕也，则必有以悦其情。古之贤王深知端本慎始之义，而施设之具，无先于此。蕴之而为盛德，发之而为大政，如日月之照临，雨露之润泽，使人人闻之，率皆耸动鼓舞。以为吾君之有某善，则吾之幸也，吾君之业某事，则吾将享其利焉。是故散而为仁风，霈而为德泽，幽可以调四序，明可以和万物，兵不试而威立，刑弗用而政成，俊杰在位而百职举，羌夷款塞而九贡集。大中之道建而上顺乎天，五韪之福应而下休于民，日星雨露、鸟兽草木，诸福之物，可致之祥，莫不毕至，而王道终矣。《书》称高宗之德曰：「作其即位」，「嘉靖商邦，至于小大，无时或怨」。《诗》称成王之嗣政，则以小毖慎微，恭之进戒为先务，岂非端本慎始之意乎？及其明验大效之见于后，则德业昭著，教化深厚，措世父安，传祚永久，得不盛哉！今陛下承五圣之统，讲求治具，而以任大守重为之忧，故臣敢以端本慎始为献。愿陛下不惑理财之说，以慰生民；不间老成之谋，以结公卿；不兴疆埸之事，以怀夷狄。惟陛下深思而切究之，则尧舜之治可以积久而致，何在昔明王之足慕哉！圣策曰：「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诸己，惟五事得其常，则庶證协其应。享国以来，靡敢自肆，而和气尤郁，大异数见，乃元年日食三朝，洎仲秋地震数路，而冀方之广，为灾最甚」者，此陛下畏天命而求所以顺之也。臣闻天人之际，精祲有以相感，《洪范》之陈五事，《春秋》之书灾异，皆其微也。然世之说者有两端焉，一曰彼穹然居上者，何预于人事乎？日月星辰之凌错，阴阳旱水之愆亢，皆大数使之然，未必发于政事，是天之与人离为二而言，非严恭寅畏之道也。一曰灾变之来，率以类应，某政之失则召某祥，某事之非则感某异。盖自两汉请儒，若刘向、董仲舒、郎顗、襄楷之徒，皆指时事一二以明之，牵联迁合，务必其验，是不能推明天人之大端以启导世主，而徒溺于禨祥也。臣以谓之不然。夫天之降命于君而付以大器者，必有扶持全安之心，警惧告戒之意矣。示以灾沴，谕以变怪者，欲其饬躬而务德，慎事而图宁也，非无预于人事也，非指其一二之失而致也。天人之际如是而已。陛下即位以来，劢精庶政，虫鱼草木率被煦养，而改元之岁，日食三朝者，天心之爱陛下，而告以始终之义也。改元者，陛下踰年颁政之始，更新万事之时。日者至明之物，不可辄晦。天意若曰：陛下宜慎之于始，辉光盛德，而不可少亏也。仲秋之后，九州之地，太半震动，大至裂陷，小亦覆压，京师亦震，冀方最甚者，天心之祐陛下，而示以安危之端也。地者至静之物，常处其安者也，一失其常，动而不已。天意若曰：静而失常则安，动而失道则危，愿陛下居安而虑危也。祖宗由河朔而起，则冀方如本封；陛下以四海为家，则京师如堂室，震动之变，形于斯者，非独外忧可虞，抑亦内患可虑也。夷狄之忧生于绥御之失术，军旅之忧生于威爱之偏任，环卫之患生于防禁之疏略，近习之患生于任使之过重。此四者，世尝有之非臣之私忧过计也。至于虹贯日，地生毛，太白经天，荧惑失度，此又警戒之深也。教化有未备乎？德泽有未至乎？赋税过重乎？刑罚失滥乎？干戈可虞乎？盗贼不戢乎？大檕必有以感之，故天意谆谆而不已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其亡其亡，繄于包桑」。言恭通之世，深念其危，则悔吝不生矣。《诗》曰：「肇允彼桃虫，拚飞惟鸟」。言涖政之初，慎其小，则祸败不至矣。愿陛下思天人之交，穷《诗》《易》之戒，则大异弭去，而和气感召。如影向焉。圣策曰：「图讲政务，则日至中昃，而尤多茍简之习；烝进人材，则官无虚假，而颇乏绩用之美」者。臣闻古之圣人未赏不勤，文王之治，日至中昃而不遑暇食，然至于庶言、庶狱、庶慎，则罔收兼之，惟有司牧夫之是任，盖劳于求才，逸于任贤故也。且帝王之道与天地参，天地之化，分任四时以生成万物，而不专于一草一木之长育，盖元气统于上，而万物无不遂者矣。帝王之道，慎择群贤，以翊辅万政，而不偏于一物一事之修饰，盖至权归于中，而万政无不举矣。恭惟陛下体乾之刚以运动，法离之明以照达。既得群贤以任之，又举纲要以济之，则文王勤治之德偕美于古，而虞舜无为之功，复见于今也，苟简之习何虑不革哉？若夫烝进人才，而乏绩用，则臣略究其端矣。夫唐虞之盛，九年而黜陟；姬周之隆，三岁而大计，盖磨以岁月而观其能否，然后进退之，深慎名器而不妄与也。今之自选部而升京秩者，为考六七，为举三五六人而后得；自京秩而至郎官者，凡四岁一迁焉，其于名器不轻而重也信矣。陛下至诚待物，急于得人，拔擢俊民于微贱之中，而置在高位者数矣。此皆贤能不次而用，非若向之碌碌者限以岁月也。然贤能不次而用。王政之一端，其人之能否，可不察哉？孟子曰：「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，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。国人皆曰贤，然后察之，见贤焉，然后用之」。盖小人之性役于利禄，而好于趋时希世之事，揣知人主之意，而务求其合。茍可以取宠于上，则不暇量己之材能与否也。陛下念贤而用，不次进之，则其心何负于天下之士哉？然天下之士则有负陛下者，此众心之所惑也。盖尝以边几进者，而将帅辨其搆怨于外羌也；又赏有可任御史者，而言者谓其薄于孝也。始而听其言，中而试其事，终而验其能否，则天下之士不敢负陛下，而绩用不乏矣。圣策曰：「种羌非不怀徕也，而边候或时绎骚，以至临遣辅臣，憺明威武」者。臣闻中国之于四夷，若天地之于万物，偏覆包函，而使之自遂耳，安用较其力之勇怯，责其心之去留哉？厥或悔慢不庭，则征伐亦不得已而用也。朝廷之于西羌可谓厚矣，加之王爵而袭其土，赐之金缯而未赏阏。然自近岁以来，逆心日甚，多遣介使以申难塞之请，起犯边吏以求克捷之效，此固宜俘擒以殄戮之矣。是以陛下临遣辅臣，而将伸九伐之令也。然臣愚以为中国之力有盈虚，羌虏之势有强弱，则必量而后动，度而后行焉。至道中，天下之全盛也，兵之彊，民之富，将之豪杰，足以威制四夷而无惮矣。然犹五路之入，卒无成功，此长驱深入得失之验也。康定间，比于至道则三者皆不及矣。是以边声一动而远近骚然，以四海之力事一方，而犹为汲汲馈运之劳，累岁不息，而朝廷深有厌兵之心，卒用间谋与之和解，而生民始知休息之渐，则兵不易动亦明矣。以今之兵、今之将，拟于康定则未必过之，而民力又不及矣。向者陛下即政之岁，乘谅祚残忍之极，旱饥相仍，部族怨贰，是以王师一举而辄复绥城之地，然人之战没者盖已万计，财之耗坏者凡几百万耶？近者秦、庆二路，寇入辄胜，臣窃疑其势力非复向时旱饥之馀矣。金汤之固，非粟不守，而塞下之积，多者止再岁，少者不数月也。审篱之户，倚以为援，而彊者逋逃而无几，弱者不足恃也。宽文法则豪纵之将可以致死，而细过多从于吏议也；饱金帛则觇候之士可以知微，而薄惠不足以使人也；广屯田则可以丰军食，而有司旷废其事也；恤土兵则可以助戍，而平居未尝少宽也。此皆我之未备矣。以我之未备，乘彼之未易量，则莫若讲求守禦之具，而徐为之谋也。朝廷必有以制之，臣愚不能处也。陛下谓威而必报邪，则威亦有未服，谓战而必胜邪，则战亦有未胜。就使必报必胜，则生民供馈亦已劳矣。若犹未也，则兵连祸结，何时而息乎？关陕一扰，则寇盗必乘而起。种羌之患未解，则西宜备蜀，北亦虑胡矣。夫远夷之不讨，与元元之重困，孰为轻重？起一方之事，而召三隅之忧，孰为得失？愿陛下权量其宜而行之。昔汉宣帝欲击匈奴，而魏相以为不可报怨远夷，是以享三世称藩之效。唐太宗欲征突厥，而长孙无忌愿且戢兵，是以终贞观太平之绩。臣故曰愿陛下权量其宜而行之也。圣策曰：「蒸民非不爱养也，而生业或未完富，以至外驰使者，宣布惠教」。臣闻陛下爱民之心均于赤子矣，而生业或未完者，其大弊有三焉。一曰，郡吏之不足，役及上农，而使之破产竭财，而毙于冻馁，此天下之深不平也。今人细民之家，牛羊耒耜、糇粮裘褐，茍有数十金之直，则举而藉之于公，以备役之之费矣。方其役之将至，而知其必及于死也，则其心如避重诛，其力如捍巨寇，焚减屋庐戕伐桑祏，以求其不及。甚者乃服浮图，隶兵籍，以一身自陷于非类，而觊幸于斯世。又其甚者，子嫁其母，而昆弟得以离居，父子谋为自经，而求省其丁口，此暴役之弊也。二曰，天灾间作，穑事不登，则有除赋之令，以恤其流亡。而有司以掊克为劳，而务足功利。霜雹旱蝗，五种之入无分毫矣，而输入之数十犹五六。此重赋之敝也。三曰，负于公而情不欺者，赦宥为之蠲释，以宽其贫穷，而主者网罗疑似，索求罅缺，幸其少戾于法，而督之益严。及其委弃沟壑而势不可得，则犹能鞭笞其子孙，缧械其邻里，而有望于下。此积逋之弊也。臣愿陛下慎择忠厚之吏以为守宰，而使之不妄举，立为宽通之制以便众庶，而使之不重困，则休养生息，皆陛下之实惠矣。虽使者冠盖不交于道，而惠教安有不宣者乎？舍是则虽朝遣一使，暮置一官，又何益于治乎？陛下不先务此，徒刻薄更张之为，臣愚之所未谕也。圣策曰「国用虽节而尚烦于调度，兵籍虽众而未精于简稽」者，臣亦粗闻其说矣。天下之财常有，而国家有馀不足之无常者，盖取财与用财之道异也。善取则财虽多而常不足，善用则财虽寡而常有馀。今天下之所谓利，凡四总二十八品之馀，百物有禁，盖尽之矣，而出无馀者，未明节之之要也，未慎用之之道也。节其可已而备其不可已，用其不费而可以足费，则善矣。国之大费六，宗支之禄也，万官之养也，冗兵之食也，二虏之赐也，郊祀之锡也，河防之备也，皆不可一日而节。若乃赐与有横滥，服用有侈靡，掖庭燕私廪给之盛，百工技巧冗食之多，此皆可节之矣。臣愿量时制宜，一切减损，以蕃货财，以备六费之大，此之谓节其可已，备其不可已。若夫兴利者功易见，省事者效难知。易见则取信于人，难知则置疑于众。惟其易见难知，而疑信之两出，此财之所以日匮也。今天下之利有博于解池者乎？岁入百馀万缗耳。有百万之利献陛下者，傥从而榷之，则其人之功，岂不易见哉？然绥城之兵一用而费六百万，是四岁解池之利去矣，有以绥州之不足城告陛下者，傥从而榷之，则是能置四岁之解池矣。然其言主于省事，而不主于兴利，则其功岂不难知哉？究其归，则兴利之利，不如省事之为利，愿陛下反求其端而虑焉。是之谓用其不费而可以足费。知此二者而不竞于锥刀之末，则调度将不烦而民力宽矣。臣又闻国家患兵之冗而讲求其术已久矣。向者容其癃老，今则黥其壮子弟；向者简阅之不密，今则毫毛不敢欺；向者慢于训习，今则朝夕从事以金鼓。此三术者，方今以为练兵之要矣，臣复何言哉？然臣之言者，继于三术之后，而究其情状耳。夫四方凶悍之徒，群聚而安闲，骄惰而不足用，盖有年矣。今一旦遽责之以去留，立辨之以彊弱，则其心岂免于怨乎？孰谓怨不损于王治，而不恤也？《诗》曰：「悦以使民，民忘其死」。岂有驱人于死，而先啖之以怨乎？施诸用兵，尤非全胜之道也。三路者，用兵之地也。今未老者多黜而失其归，壮者则忧其将老而见黜。臣愿有以动其徒类之心，乘其生变，不足禦寇而足以为寇，甚非朝廷之利也。昔唐之中世，建销兵之策，岁限以逃死不复补，而克融、廷凑乘之，遂为大患；洪经纶之一出，田悦之一言，而万众大呼。此往事之可鉴者也。嘉祐中，亦赏选天下之兵，而有司以谓朝廷欲省郊祀之费，处之过甚，远近詾詾，赖朝廷有以制之。此近事之在人耳目者也。臣愿陛下慎守三术，以为制兵之具，垂听臣之说以虑其未然，则军政立而天威畅矣。圣策曰「宽关梁之禁而商靡通」者，臣谓关梁之禁，岁羡长而不知止，货法屡变而下不为信，此商之所以壅也。审天下征商之法，课有不足者一切损之，货法之始，有小利而终召大弊者，慎勿辄变而用，则天下之商愿出于涂矣。圣策曰「损器玩之巧而工弗戒」者，臣谓非独法禁之不密，亦教化未之至也。夫民之于上，从其好，不从其令。高髺大袖，其说旧矣。今陛下虽行纯俭以风天下，而百工之肆，日夜谋奇巧，求利于时，是必有以导之也，且法之行自近始，教之至自上率，愿澄其源以洁其流，则天下之工无不戒者也。圣策曰「风俗浮薄，根于取士之无本，教导之不明，台阁之论所执不一，岂无救弊之道」者，臣谓非土著而不任乡议，取浮文而不根经术，较工拙而不考素行，今日取士之大弊矣。比者朝廷讲求，群议而思有以救之，虽论有异同，而所以为敝者，不过此也。夫待人以薄者不可责其厚，今养之取之之制大异于古，则安怪其廉耻衰息哉？臣愿量时而立法，贵其可以适用，则莫若大均荐送之目，而使众寡适其平，无幸与不幸，则土著莫能迁矣。限以一艺之习，而试之家法高说，上第义参于文而取之，则经术孰敢废矣？复孝悌之科，诏监司郡守时加询察，秩满而荐之一二，则素行可得而知矣。本庠序之教，而继以三者，则取士之道庶几无失。又何必变常动众，而求为纷纷欤？圣策曰「刑罚烦重，出于设法之多门，沿袭之不革，将加仁恩之政，使死者少缓，必有可行之术」者，臣谓治而有刑，非养威务刻而求胜斯民，盖欲使之畏罪而迁善也。后世忘其本原，而峻文密法以笼四海，民之手足殆将无所措，此世主所以裁量揆叙，而损益其间也。陛下患刑之密而重报者，众将少缓焉，此尧舜好生之德也。然臣愚犹有献焉。夫所谓缓之之术者，得非以他罪抵死，则斩其左趾欤？得非欲复古之肉刑欤？夫他罪抵死而斩其左趾则仁矣，孰若出于权断而贷其一死之快？彼幸而不死，又为完人，则岂不天地陛下之赐哉？安俟施诸刀锯以为罪次？此景兴之论愈于钟繇也。天三代既衰，而养民教民之具不可复见，民之触罪者盖亦有不幸矣。此肉刑难施于后世也，养之薄而责之厚也，教之疏而禁之密也。昔汉之去周未远，一罢肉刑而笞有至死者，民犹不以为怒，是知肉刑之重而笞刑之轻也。今笞不至死，去汉又千馀年，一日复之，民岂以为宜乎？此卫展之论不及孔融也，愿陛下详其折衷而已。圣策曰「欲兴七教，兼乎三至，以底圣人之道」者，臣谓七教者生民之先务，陛下举为治本，而济以三至之用，力行于上，则圣人之道尽矣，何愧于曾参之言乎？若乃欲民「明六亲，尽乎五法，以极天下之治」者，臣谓六亲者人伦之大原，陛下奉为政体，而奉以五法之具，周施于下，则天下之治毕矣，何违于管氏之说乎？圣策曰「仲舒之言，班固谓切于当世，可施于今者何策」，臣谓仲舒之对，本于《春秋》，以陈王道，故班氏美之。就求其说，而有曰任德而不任刑，损文而用忠，则亦可施于今也。圣策曰：「崔寔之论，范晔谓明于政体，有益于时者何事」？臣谓崔寔之论极于理要，不泥一隅，故范晔称之，就求其说，而有曰补绽决坏，枝柱倾邪，则亦有益于时也。圣策曰：「无以古人之陈迹既久而不可举，无以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」者，臣谓先王之政久必有弊，不革而救之，非所谓知变也。然革之当否，安可不慎乎？《易》曰：「穷则变，变则通」。此救弊之说也。《书》曰：「各守尔典，以承天休」。言法之不可易也。使革而当邪，则虽古人之迹，有可举而用矣。使革不当邪，则本朝之成法，有不可改者矣。谓古人之迹皆可举，则周之井地可行于汉，夏之九州可复于魏矣；谓本朝之法皆可改，则成王不必宪文武之旧章，孝景不必遵文帝之业矣。圣策曰「言之非艰」，臣以是不敢侈言而夸说。凡天下之利病，所谓可行与否者，臣既略陈于前，皆其迹之粗者。《易》曰：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」。故臣于终也，愿陛下思所以神明之。孔子曰：「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矣」。既而曰去兵，又曰去食，而民之信之也，卒不可去。是以古之圣人纵横反覆，无所往而不遂者，岂有他哉？惟民信之而已。是故汤为匹夫报仇而民不以为暴，文王以民力为台沼而民不以为为己。及其不信，则行仁义，作礼乐，而民始疑矣。今陛下行假贷之政，孟子所谓耕歛也，岂有举息之心哉？立平准之法，禹稷所谓贸迁也，岂有争利之心哉？复租庸之制，《周礼》所谓大均也，岂有困鳏寡之心哉？拔士于贫贱之中，汉高帝，唐太宗之用人也，岂有尚功利之心哉？增宫庙之员，优致仕之禄，此三代之养老也，岂有退耆茍之心哉？损律定令，皋陶之明刑也，岂有废法行意之心哉？并军蒐卒，五伯之制兵也，岂有轻士重禄之心哉？其措意立法，则皆几于尧舜，可谓盛矣。陛下之心如此，而天下之论乃如彼，陛下见其纷纷而以咎天下之议者，臣愚以为未安也。盍亦反而思之，岂未有以深信之欤？先之以至廉，则虽取之而不疑其贪，况与之乎？首之以至仁，则虽杀之而不疑其暴，况生之乎？二者皆陛下之先务，而未之深信，则常平之议，肉刑之法，宜乎元元无知而惧之也。《诗》曰：「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。右之右之，君子有之」。《记》曰「至诚如神」，夫君子之于物，左右而无不宜者，惟诚而已矣，臣敢以此献。臣昧死惶恐上对。谨对。

曾祖希振，任尚书虞部员外郎；妣，高密县君崔氏。祖遹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吏部尚书；妣，孝感县太君张氏、长安县太君张氏。父珦，见任太中大夫，致仕；母，寿安县君侯氏。先生名颢，字伯淳，姓程氏。其先曰乔伯，为周大司马，封于程，后遂以为氏。先生五世而上，居中山之博野。高祖赠太子少师，讳羽，太宗朝以辅翊功显，赐第于京师，居再世。曾祖而下，葬河南，今为河南人。先生生而神气秀爽，异于常儿。未能言，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，不觉钗坠，后数日方求之。先生以手指示，随其所指而往，果得钗，人皆惊异。数岁，诵诗书，强记过人。十岁能为诗赋。十二三时，群居庠序中，如老成人，见者无不爱重。故户部侍郎彭公思永谢客到学舍，一见异之，许妻以女。踰冠，中进士第，调京兆府鄠县主簿。令以其年少，未知之。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，发地中藏钱。兄之子诉曰：「父所藏也」。令曰：「此无證佐，何以决之」？先生曰：「此易辨尔」。问兄之子曰：「尔父藏钱几何时矣」？曰：「四十年矣」。「彼借宅居几何时矣」？曰：「二十年矣」。即遣吏取钱十千视之，谓借宅者曰：「今官所铸钱，不五六年即遍天下。此钱皆尔未居前数十年所铸，何也」？其人遂服。令大奇之。南山僧舍有石佛，岁传其首放光，远近男女聚观，昼夜杂处，为政者畏其神，莫敢禁止。先生始至，诘其僧曰：「吾闻石佛岁现光，有诸」？曰：「然」。戒曰：「俟复见，必先白吾，职事不能往，当取其首就观之」。自是不复有光矣。府境水害，仓卒兴役，诸邑率皆狼狈，惟先生所部，饮食茇舍无不安便。时盛暑，泄利大行，死亡甚众，独鄠人无死者。所至治役，人不劳而事集。尝谓人曰：「吾之董役，乃治军法也」。当路者欲荐之，多问所欲，先生曰：「荐士当以才之所堪，不当问所欲」。再期，以避亲罢，再调江宁府上元县主簿。田税不均，比他邑尤甚。盖近府美田，为贵家富室以厚价薄其税而买之，小民茍一时之利，久则不胜其弊。先生为令画法，民不知扰，而一邑大均。其始，富者不便，多为浮论，欲摇止其事，既而无一人敢不服者。后诸路行均税法，邑官不足，益以他官，经岁历时，文案山积，而尚有诉不均者，计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。会令罢去，先生摄邑事。上元剧邑，诉讼日不下二百。为政者疲于省览，奚暇及治道？先生处之有方，不阅月，民讼遂简。江南稻田，赖陂塘以溉。盛夏塘堤大决，计非千夫不可塞。法当言之府，府禀于漕司，然后计功调役，非月馀不能兴作。先生曰：「比如是，苗槁久矣，民将何食？救民获罪，所不辞也」。遂发民塞之，岁则大熟。江宁当水运之冲，舟卒病者则留之，为营以处，曰小营子，岁不下数百人，至者辄死。先生察其由，盖既留然后请于府给券，乃得食，比有司文具，则困于饥已数日矣。先生白漕司，给米贮营中，至者与之食，自是生全者大半。措置于纤微之间，而人已受赐，如此之比，所至多矣。先生常云：「一命之士，茍存心于爱物，于人必有所济」。仁宗登遐，遗制官吏成服，三日而除。三日之朝，府尹率群官将释服。先生进曰：「三日除服，遗诏所命，莫敢违也。请尽今日。若朝而除之，所服止二日尔」。尹怒不从。先生曰：「公自除之，某非至夜不敢释也」。一府相视，无敢除者。茅山有龙池，其龙如蜴蜥而五色。祥符中，中使取二龙。至中途，中使奏一龙飞空而去，自昔严奉以为神物。先生尝捕而脯之，使人不惑。其始至邑，见人持竿道旁，以黏飞鸟，取其竿折之，教之使勿为。及罢官，舣舟郊外，有数人共语：「自主簿折黏竿，乡民子弟不敢畜禽鸟」。不严而令行，大率如此。再期，就移泽州晋城令。泽人淳厚，尤服先生教命。民以事至邑者，必告之以孝弟忠信，入所以事父兄，出所以事长上。度乡村远近为伍保，使之力役相助、患难相恤，而奸伪无所容。凡孤茕残废者，责之亲戚乡党，使无失所。行旅出于其涂者，疾病皆有所养。诸乡皆有校，暇时亲至，召父老而与之语，儿童所读书，亲为正句读，教者不善，则为易置。俗始甚野，不知为学，先生择子弟之秀者，聚而教之。去邑才十馀年，而服儒服者盖数百人矣。乡民为社会，为立科条，旌别善恶，使有劝有耻。邑几万室，三年之间，无强盗及斗死者。秩满，代者且至，吏夜叩门，称有杀人者。先生曰：「吾邑安有此？诚有之，必某村某人也」。问之果然。家人惊异，问何以知之？曰：「吾常疑此人恶少之弗革者也」。河东财赋窘迫，官所科买，岁为民患。虽至贱之物，至官取之，则其价翔踊，多者至数十倍。先生常度所需，使富家预储，定其价而出之。富室不失倍息，而乡民所费，比常岁十不过二三。民税常移近边，载往则道远，就籴则价高，先生择富民之可任者，预使购粟边郡，所费大省，民力用纾。县库有杂纳钱数百千，常借以补助民力。部使者至，则告之曰：「此钱令自用而不敢私，请一切不问」。使者屡更，无不从者。先时民惮差役，役及则互相纠诉，乡邻遂为仇雠。先生尽知民产厚薄，第其先后，按籍而命之，无有辞者。河东义勇，农隙则教以武事，然应文备数而已。先生至，晋城之民遂为精兵。晋俗尚焚尸，虽孝子慈孙，习以为安。先生教谕禁止，民始信之。而先生去后，郡官有母死者，惮于远致，以投烈火，愚俗视效，先生之教遂废，识者恨之。先生为令，视民如子。欲辨事者，或不持牒，径至庭下，陈其所以，先生从容告语，谆谆不倦。在邑三年，百姓爱之如父母，去之日，哭声振野。用荐者，改著作佐郎。寻以御史中丞吕公公著荐，授太子中允，权监察御史里行。神宗素知先生名，召对之日，从容咨访，比二三见，遂期以大用，每将退，必曰：「频求对来，欲常相见尔」。一日，论议甚久，日官报午正，先生遽求退。庭中中人相谓曰：「御史不知上未食邪」？前后进说甚多，大要以正心窒欲，求贤育材为先。先生不饰辞辨，独以诚意感动人主。神宗尝使推择人才，先生所荐者数十人，而以父表弟张载暨弟颐为首。所上章疏，子侄不得窥其稿。尝言：「人主当防未萌之欲」。神宗俯身拱手曰：「当为卿戒之」。及因论人才，曰：「陛下奈何轻天下士」？神宗曰：「朕何敢如是」？言之至于再三。时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，先生每进见，必为神宗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，未尝及功利。神宗始疑其迂，而礼貌不衰。尝极陈治道，神宗曰：「此尧、舜之事，朕何敢当」？先生愀然曰：「陛下此言，非天下之福也」。荆公浸行其说，先生意多不合，事出必论列，数月之间，章数十上。尤极论者：辅臣不同心，小臣与大计，公论不行，青苗取息，卖祠部牒，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駮，京东转运司剥民希宠不加黜责，兴利之臣日进，尚德之风浸衰等十馀事。荆公与先生虽道不同，而尝谓先生忠信。先生每与论事，心平气和，荆公多为之动。而言路好直者，必欲力攻取胜，由是与言者为敌矣。先生言既不行，恳求外补，神宗犹重其去，上章及面请至十数，不许，遂阖门待罪。神宗将黜诸言者，命执政除先生监司，差权发遣京西路提点刑狱。复上章曰：「臣言是愿行之。如其妄言，当赐显责。请罪而获迁，刑赏混矣」。累请得罢。既而神宗手批，暴白同列之罪，独于先生无责，改差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。为守者严刻多忌，通判而下，莫敢与辩事。始意先生尝任台宪，必不尽力职事，而又虑其慢己。既而先生事之甚恭，虽筦库细务，无不尽心，事小未安，必与之辨，遂无不从者，相与甚欢。屡平反重狱，得不死者前后盖十数。河清卒于法不他役。时中人程昉为外都水丞，怙势，蔑视州郡，欲尽取诸埽兵治二股河，先生以法拒之。昉请于朝，命以八百人与之。天方大寒，昉肆其虐，众逃而归。州官晨集城门，吏报河清兵溃归，将入城。众官相视，畏昉欲弗纳，先生曰：「此逃死自归，弗纳必为乱。昉有言，某自当之」。即亲往，开门抚谕，约归休三日复役，众欢呼而入。具以事上闻，得不复遣。后昉奏事过州，见先生，言甘而气慑，既而扬言于众曰：「澶卒之溃，乃程中允诱之，吾必诉于上」。同列以告，先生笑曰：「彼方惮我，何能尔也」？果不敢言。会曹村埽决，时先生方救护小吴，相去百里，州帅刘公涣以事急告，先生一夜驰至。帅俟于河桥，先生谓帅曰：「曹村决，京城可虞。臣子之分，身可塞亦为之。请尽以厢兵见付，事或不集，公当亲率禁兵以继之」。帅义烈士，遂以本镇印授先生，曰：「君自用之」。先生得印，不暇入城省亲，径走决堤，谕士卒曰：「朝廷养尔辈，正为缓急尔。尔知曹村决则注京城乎？吾与尔曹以身捍之」。众皆感激自效。论者皆以为势不可塞，徒劳人尔。先生命善泅者衔细绳以渡，决口水方奔注，达者百一，卒能引大索以济众，两岸并进，昼夜不息，数日而合。其将合也，有大木自中流而下，先生顾谓众曰：「得彼巨木横流入口，则吾事济矣」。语才已，木遂横，众以为至诚所致。其后曹村之下复决，遂久不塞，数路困扰，大为朝廷忧。人以为，使先生在职，安有是也？郊祀霈恩，先生曰：「吾罪涤矣，可以去矣」。遂求监局，以便亲养，得罢归。自是丑正者竞扬避新法之说。岁馀，得监西京洛河竹木务。荐者言其未尝叙年劳，丐迁秩，特改太常丞。神宗犹念先生，会修三经义，尝语执政曰：「程某可用」。执政不对。又尝有登对者自洛至，问曰：「程某在彼否」？连言佳士。其后彗见翼轸间，诏求直言，先生应诏论朝政极切。还朝，执政屡进拟，神宗皆不许，既而手批与府界知县，差知扶沟县事。先生诣执政，复求监当。执政谕以上意不可改也。数月，右府同荐，除判武学。新进者言其新法之初，首为异论，罢复旧任。先生为治，专尚宽厚，以教化为先，虽若甚迂，而民实风动。扶沟素多盗，虽乐岁，强盗不减十馀发。先生在官，无强盗者几一年。广济蔡河出县境，濒河不逞之民，不复治生业，专以胁取舟人物为事，岁必焚舟十数以立威。先生始至，捕得一人，使引其类，得数十人，不复根治旧恶，分地而处之，使以挽舟为业，且察为恶者。自是邑境无焚舟之患。畿邑田税重，朝廷岁常蠲除以为惠泽，然而良善之民惮督责而先输，逋负获除者皆顽民也。先生为约，前料获免者，今必如期而足，于是惠泽始均。司农建言，天下输役钱，达户四等，而畿内独止第三，请亦及第四。先生力陈不可，司农奏其议，谓必获罪，而神宗是之，畿邑皆得免。先生为政，常权谷价，不使至甚贵甚贱。会大旱，麦苗且枯。先生教人掘井以溉，一井不过数工，而所灌数亩，阖境赖焉。水灾民饥，先生请发粟贷之，邻邑亦请。司农怒，遣使阅实。使至邻邑，而令遽自陈谷且登，无贷可也。使至，谓先生盍亦自陈？先生不肯，使者遂言不当贷。先生力言民饥，请贷不已，道得谷六千石，饥者用济。而司农益怒，视贷籍户同等而所贷不等，檄县杖主吏。先生言，济饥当以口之众寡，不当以户之高下，且令实为之，非吏罪，乃得已。内侍都知王中正巡阅保甲，权宠至盛，所至淩慢县官，诸邑供帐，竞务华鲜，以悦奉之。主吏以请，先生曰：「吾邑贫，安能效他邑？且取于民，法所禁也。今有故青帐，可用之」。先生在邑岁馀，中正往来境上，卒不入。邻邑有冤诉府，愿得先生决之者，前后五六。有犯小盗者，先生谓曰：「汝能改行，吾薄汝罪」。盗叩首愿自新。后数月，复穿窬，捕吏及门，盗告其妻曰：「我与大丞约，不复为盗，今何面目见之邪」？遂自经。官制改，除奉议郎。朝廷遣官括牧地，民田当没者千顷，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，皆弗用。诸邑已定，而扶沟民独不服。遂有朝旨，改税作租，不复加益，及听卖易如私田。民既倦于追呼，又得不加赋，乃皆服。先生以为不可。括地官至，谓先生曰：「民愿服而君不许，何也」？先生曰：「民徒知今日不加赋，而不知后日增租夺田，则失业无以生矣」。因为言仁厚之道。其人感动，谢曰：「宁受责，不敢违公」。遂去之他邑。不踰月，先生罢去。其人复至，谓摄令者曰：「程奉议去矣，尔复何恃而敢稽违朝旨」？督责甚急，数日而事集。邻邑民犯盗，系县狱而逸，既又遇赦。先生坐是以特旨罢。邑人知先生且罢，诣府及司农丐留者千数。去之日，不使人知，老稚数百，追及境上，攀挽号泣，遣之不去。以亲老求近乡监局，得监汝州酒税。今上嗣位，覃恩，改承议郎。先生虽小官，贤士大夫视其进退，以卜兴衰。圣政方新，贤德登进，先生特为时望所属，召为宗正寺丞。未行，以疾终，元丰八年六月十五日也，享年五十有四。士大夫识与不识，莫不哀伤，为朝廷生民恨惜。先生资禀既异，而充养有道，纯粹如精金，温润如良玉；宽而有制，和而不流；忠诚贯于金石，孝弟通于神明。视其色，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；听其言，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。胸怀洞然，彻视无间；测其蕴，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；极其德，美言盖不足以形容。先生行己，内主于敬，而行之以恕；见善若出于己，不欲勿施于人；居广居而行大道，言有物而动有常。先生为学，自十五六时，闻汝南周茂叔论道，遂厌科举之业，慨然有求道之志。未知其要，泛滥于诸家，出入于老、释者几十年，返求诸《六经》而后得之，明于庶物，察于人伦。知尽性至命，必本于孝悌；穷神知化，由通于礼乐。辨异端似是之非，开百代未明之惑，秦、汉而下，未有臻斯理也。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，以兴起斯文为己任。其言曰：「道之不明，异端害之也。昔之害近而易知，今之害深而难辨。昔之惑人也，乘其迷暗；今之入人也，因其高明。自谓之穷神知化，而不足以开物成务。言为无不周遍，实则外于伦理；穷深极微，而不可以入尧、舜之道。天下之学，非浅陋固滞，则必入于此。自道之不明也，邪诞妖异之说竞起，涂生民之耳目，溺天下于污浊；虽高才明智，胶于见闻，醉生梦死，不自觉也。是皆正路之蓁芜，圣门之蔽塞，辟之而后可以入道」。先生进将觉斯人，退将明之书，不幸早世，皆未及也。其辨析精微，稍见于世者，学者之所传尔。先生之门，学者多矣。先生之言，平易易知，贤愚皆获其益，如群饮于河，各充其量。先生教人，自致知至于知止，诚意至于平天下，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，循循有序；病世之学者舍近而趋远，处下而窥高，所以轻自大而卒无得也。先生接物，辨而不閒，感而能通。教人而人易从，怒人而人不怨，贤愚善恶咸得其心，狡伪者献其诚，暴慢者致其恭，闻风者诚服，觌德者心醉。虽小人以趋向之异，顾于利害，时见排斥，退而省其私，未有不以先生为君子也。先生为政，治恶以宽，处烦而裕。当法令繁密之际，未尝从众，为应文逃责之事。人皆病于拘碍，而先生处之绰然；众忧以为甚难，而先生为之沛然。虽当仓卒，不动声色。方监司竞为严急之时，其待先生，率皆宽厚，设施之际，有所赖焉。先生所为纲条法度，人可效而为也，至其道之而从，动之而和，不求物而物应，未施信而民信，则人不可及也。彭夫人封仁和县君，严正有礼，事舅以孝称，善睦其族，先一年卒。子曰端懿，蔡州汝阳县主簿；曰端本，治进士业。女适假承务郎朱纯之。卜以今年十月乙酉，葬于伊川先茔。谨书家世行业及历官行事之大概，以求志于作者，谨状。元丰八年八月日弟颐状。

天下之达道五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昆弟、朋友是也。天下之达德三，智、仁、勇是也。道之达者常由之路也，德之达者所以行之之舆也。智足以知之，非仁无以守也；仁足以守之，非勇不能行也。是三者盖常相须而成，则不惑不忧而至于无惧，虽任之有轻重，行之有近远，然各资其道，以尽其分，故载于《中庸》而谓之达德。中庸鲜克久矣，盖未之见也，今见于王公，其资德尽分而近于达德者欤。公世为岷州长道白石人，生天圣元年二月十五日己酉。曾祖圭、祖维嵩，皆以令善称乡里，盖君子之富也。父振，尤能倾资待士，以教诸子，故诸子相继而仕于朝，遂累封官至司空而列三公之贵，人以为能知义方者矣。公即司空公之第六子也。幼而颖秀，不为戏弄，长而严整，望之峭直，曾未龆龀，以童子举被召。幼失怙恃，杰然自立。又中庆历六年词科，调官之初，掌京兆府兴平县之版籍。府史以公少而易之，尝试以隐讼，公即与夺无滞也。府郭之民，生产之厚薄，贫富之次第，久不能□□□□公定之，遂得大均之法。有妇人者死而不明，凡欲掩瘗，而公视其发，亲以手捏而得巨钉，人服其神明，而死者可无憾。盖始见其明辨不惑，勤恤物隐而无势利之惮也。自兹入仕，沛发所蕴，故所至有能名，而荐者亦交于公上矣。移河中之河西令，居府城下，有缣帛之失陷者，长吏讯主库吏，则曰：「府僚上下均有贷数，独河西令不预焉」。众虽忌而上官嘉之，其清节又始见于河西也。不惟心服于人，名公亦多叩其所以为治之术，用梅公挚七人荐，改著作佐郎、知凤翔府之岐山县。三府之县皆繁邑也，五陵豪侠之风，习染犹在，由公以束吏爱民之故，不劳而政平讼理，民到于今思之。其后子舍有过其邑者，亦欢喜呼曰「王公子也」，犹周人之思爱及甘棠，古人曰「况其子乎」，其谓是矣。其得民如此。迁秘书丞，就知渝州。巴县蛮族，屡为边患，旧每议事必严武备，公至则一以常礼，会于境上，宣谕朝廷恩信，夷心感服。县多大姓，有杜生者擅置官刑，笞挞仆隶至死，而郡胥受贿，不直其讼。川峡风俗，大率贫细无赴愬之地，公先擒赃吏，然后白守而推治之，豪右歛迹。非不畏强禦，不克至是。迁太常博士、通判耀州，赐绯衣银鱼。州有白渠，岁起利夫以治之，且盗水争竞，或掷瓦砾以害邑官，或至杀伤以起大狱，公董役其众，省丁万计而后无水讼。英宗皇帝入继大统，旧劳于外作，其即位庶政励精，遂用公为御史推直官，委决留狱，多称明允。加屯田、都官，皆外郎也。神庙登极，再加职方员外郎，迁屯田郎中。谋杀从按问自阿云谋夫始，会公首当详定，则曰：「法无许从之文」。出知商州，州居山，百货丛委，往时为吏者或多牟渔于下，且圭田无艺，公则一切蠲减之，官吏亦缩手不敢取。自邑至郡，皆兴学校。转都官郎中，求领南都之御史台，改除知池州。转职方郎中，知兴元府。会泸南用师，慎选守臣，乃以公知资州，兼梓夔两路兵马事。止造舟之役以息民力，供馈不乏，而下不知扰，去有遗爱，咸愿建碑以记在民之德。先是，兵马事委武臣，以公之至乃复带。知遂州，迁朝议大夫，赐佩服金紫，封清源县开国男，食邑三百室。今上即位，加中散大夫，除知泾州。用大臣荐，改除夔路转运使。施州幸则杀降，累劾不就，诏公按之，得其情，复疏以有边功，乞薄其罪，朝廷从之。继请便郡，得凤翔府，剸拨繁剧，庭无留讼。加左中散大夫、上柱国，还朝除知邠州。未期，又移知泾州。方议置帅，遽以告老闻，命未下，而以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甲子终于官舍，享年七十一。九年三月十三日甲申，葬于白石之西原，从先司空之兆，礼也。先娶李氏，观察使士衡之犹子，赠金城郡君。次娶刘氏，工部尚书涣之子，赠和义郡君。次娶李氏，中散大夫舜卿之子，今封陇西郡君。男子七人：嘉礼雄州防禦判官，嘉谟通直郎，嘉猷宣德郎，嘉锡太庙斋郎，嘉问、嘉言、嘉瑞皆假承事郎。女子四人：长适承议郎司马元，次适进士黄本道，次适内殿承制姚宏，次适蕲州法曹李敏思。孙男八人：俦假承务郎，焘、寿、宗寿、知常，三尚幼。孙女十人：长适主簿张浚，馀皆在室。惟王氏世为王者子孙之后，其姓最著，散之天下，而公家世以赀高于西方。惟西方之强禀金气之义，人多尚武，而公家伯仲以文显于朝廷，非积行之后，曷以蕃衍盛大，至公而显耀门户如此其光。实公识明而济之以学，性厚而充之以仁，忠于国而孝于家，利于人而爱于物。其持身也以俭，其行己也以恭，其勤足以干事，其清足以厉俗，见义可为也则有不夺之志，临事而惧也则有不懈之心。然且不竞不絿，孤直少与，虽服赐三易，勋业灿然，莫非按资循格而恬无躐等之荣，故盘桓郡寄，一为路使而已，复请麾，无力小任重之虞，有器博近用之叹，此又乐天知命，难进易退之高风也。所以夙夜在公，施设注措者，讵可一二为公道，亦见于志铭者，此不复书。初，公为商州，方朝廷患天下之事承平岁久，有偏而不起之处，主上慨然思欲振起而鼎新之，乃尊用儒术，旷然大变，首差役之议，推散歛之术，使者相望，交于道路，责在郡县，专奉新法。公于是时不比不异，救偏补敝，归于中道而已。森亦方以属邑主簿事公，而屡委之以数邑之法，故一荐之，又荐之，实受知于门下者为最厚。暨公捐泾州之馆舍，其诸孤以书抵余曰：「先子平生事业，君知之为详。不孝无以答昊天，愿假忱词以垂不朽」。余既复书以慰且勉之，曰：「古人云孝子之亲没，当求仁者之粟以祀之。夫祀时思也，尚求粟于仁者，况显扬先烈，刻之坚石，不求诸当时闻人，则何以昭示前烈，取信后世？重为先府君羞，敢以固辞」。又书见诿，且遣其昆弟以来，曰：「当世前古，固有名闻之士，载于论撰。然闻诸《礼》曰『无善而称之是诬也』，伊欲昭示先烈，取信后世，莫若无愧于泉下，则当求知者以纪其实。故《礼》又曰：『有善而不知不明也，知而不传不仁也』。今以雄州防禦推官郭拱状其行事，编次本末，不敢以片言只字厚诬我先子，且于格得之，君盍许我乎」？义不获避，则应之曰：「诺」。遂序其本事，表于隧而铭之，曰「有宋达德君子王公讳公仪字子严之碑」。铭曰：

惟西方之镇兮，其山曰岷。惟少皞之气兮，是为萧辰。惟金神则义兮，俗多尚武。惟王氏之子孙兮，家声富文。惟司空之教兮，能大其后。惟上柱之生兮，克材以秀。第循良之效兮，著见于有勇之仁。无悬叹之声兮，有恺悌之在民。我政兮如神，我泽兮如春。道之远兮任之宜重，器之博兮止于近用。为上以德兮，为下以恩，不在其身兮，或在子孙。岷之山兮峻极于天，岷之水兮渊泉如渊。丰碑道傍兮，聊记岁年。天渊可平兮，名不愧乎永传。

绍圣三年岁次丙子、五月庚寅朔、十二日辛丑建。天水王厚镌石。

秉国大均，绝席庙堂之上；经时常武，运筹樽俎之閒。维吾老成，多所更践，恳辞几务，往殿近藩。敷告于廷，进畴厥位。推忠协谋、崇仁同德、经邦赞治、守正保运、亮节佐理功臣、枢密使、剑南西川节度管内观察使、处置桥道等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司空检校太师、兼侍中、兼群牧制置使、行成都尹、上柱国潞国公文彦博，器资宏伟，智谟靖深。逮事祖宗，蚤登丞弼。周旋左右，当四海之具瞻；密勿枢机，实万邦之为宪。肆予缵御，属在倚毗。深惟注意之勤，勉徇均劳之请。眷言耆旧，宜所褒崇，增秩上公，衍封真赋。光华故里，揭全晋之旌旄；偃息名城，壮陪京之屏翰。出入中外，始终显荣。于戏！进而论道经邦，则必告嘉猷于后；退而承流宣化，则必下膏泽于民。惟往钦哉，尚多受祉。

臣窃谓陛下始初清明，万国归往，急先务者惟用人而已。风俗不厚，廉耻道丧，未有甚于斯时也。小人既无所守，则至于国破主迁，亦不以为意，稽首伪朝，自谓得计。盖缘平日习与性成，不复知义利之分耳。今王时雍等尽趋行在，意气扬扬，略无忌惮。臣闻京城士人籍籍，谓王时雍、徐秉哲、吴幵、莫俦、范琼、胡思、王绍、王及之、颜博文、余大均皆左右卖国，逼太上皇，取皇子，污辱六宫，捕系宗室，盗劫禁中之物，公取嫔御。都城无小无大，指此十人者为国贼，此天下之所不赦者也。张邦昌未有反正之心，虏骑甫退，此十人皆日夕缔交密谋，劝以久假；未肆赦间，又复督逼之。时雍奴事金贼，肆出诡计，辱君父以安己，亡社稷以要功。秉哲身为京尹，余大均为少尹，助贼为虐，分遣捉事人追捕宗族，急于寇贼，立赏召人告首，必欲搜罗竭尽而后已。有捉事人姓乔、姓胡、姓韩尤为残毒，至于拘挤王夫人于匮坊，锁闭如牢狱。捉事人无高下，金皆有钜万之富矣。幵、俦往来传金贼语言，迫胁城中士民，俾皆舍正从伪，邀请太上皇，不容少缓，言气轩骜，上皇至泣下。琼统兵众，不恤国难，弃君徇贼，无所不至。皇后及东宫将出，都城人号哭遮道，愿无出，琼斩数人以徇，趣车舆以趋虏寨。及之得罪渊圣，乃藉贼威以陵侮朝廷，不复知有赵氏。为虏人搜索宫嫔，而择其美者藏之私家。邦昌既僭号，胡思献赦文曰「无汤武之征诛，有尧舜之揖逊」。逊字直用濮安懿王讳。邦昌惶恐，以谓不可，思曰：「如今更理会甚濮安懿王」！颜博文则曰：「虽欲避尧之子，其如畏天之威。孟子曰『以小事大，畏天者也」』。盖谓陛下在外，教邦昌畏金贼而不推奉也。至王绍，则尤为悖逆，其言不可道。窃闻时雍、秉哲落职宫祠，既未足以正典刑，又不足以安反侧。使此曹手熟，则人主何以立国？天下亦失望解体矣。若不付之诏狱考治其罪，臣恐小人辨辞饰非，奸恶之状无以暴白于天下。伏望圣慈特降睿旨，将十人付狱鞫治，明正典刑。上以刷二圣危辱之耻，下以谢宗族驱虏之祸，永为万世臣子之戒。臣不胜忠愤。

臣闻天道施生，乘九乾之协气；圣人恺乐，顺万物之驩心。大均尧酒之慈，宏敞汉京之会，式敷庆赐，允属熙辰。皇帝陛下乘策居中，握玑临下，受命同于轩顼，生德本于旻穹。席光大之圣图，比隆巍焕；建中和之至极，流化治平。仁泽浸于生民，声文加于殊俗。戈兵弗用，疆塞底宁。民气乐于三登，方贡重于九译。日行苍陆，月在大梁，草木得于阳春，星鸟正乎农候。气调时豫，仁洽道丰。元元之民，毕跻于寿域；熙熙之众，胥乐于春台。岩廊观万化之原，长乐置九行之酒。宸心康共，荣宴昭陈，设九宾胪句之传，动百辟相观之色。万年之觞既举，九韶之奏克谐。晖幄中临，华芝在望，珠庭有睟，玉采弥温。饔饩浃于家陪，觞醳滂于武旅。欢声沸渭，佳气膧胧。《天保》六章，争欹于《周雅》；封人三祝，竞献于尧年。感与物之皆春，祈配天之无极。照临所及，抃蹈攸同。臣猥以贱工，隶于乐府，幸遘尧文之盛，获瞻镐宴之荣，不度荒孱，谨进口号。

敕：朕承七庙之重，守亿年之基，奉顺先猷，钦举元祀，祼献宗祏，槱燎圜坛。三神垂禧，百礼咸秩，大均霈泽，被于绵区。矧惟中宫之尊，内治所主，固宜同兹介福，光于外宗。思美周姜之仪，庸表涂山之盛。皇后父某，积德至厚，含章特立，生自元勋之门，专于儒者之行。摛光令族，坦夷旷之怀；握兰华省，抗令终之节。虽当世不显，而流福无穷，伣天发祥，嫔虞作合。奉祖宗之祀，共罄纯诚；荷天地之休，实繄遗烈。式崇褒贲，用企仪刑，俾自龙池之荣，更茂天台之秩，庶光壤树，式耀桂宫。可。

古者学校选举之法，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，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。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，所以官之者无异术，所以取之者无异路，是以士有定志而无外慕，蚤夜孜孜，唯惧德业之不修，而不忧爵禄之未至。夫子所谓「言寡尤、行寡悔，禄在其中」，孟子所谓「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」，盖谓此也。若夫三代之教，艺为最下，然皆犹有实用而不可阙。其为法制之密，又足以为治心养气之助而进于道德之归。此古之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风俗，济世务而兴太平也。今之为法不然，虽有乡举，而其取人之额不均，又设太学利诱之一涂，监试、漕试、附试诈冒之捷径，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。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，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。至于甚弊，则其所谓空言者，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。是以人材日衰，风俗日薄，朝廷州县每有一事之可疑，则公卿大夫、官人百吏愕眙相顾而不知所出。是亦可验其为教之得失矣。而议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，反以程试文字之不工为患，而唱为混补之说，以益其弊。或者知其不可，又欲斟酌举行崇宁州县三舍之法，而使岁贡选士于太学。其说虽若贤于混补之云，然果行此，则士之求入乎州学者必众。而今州郡之学钱粮有限，将广其额则食不足，将仍其旧则其势之偏、选之艰而涂之狭又将有甚于前日之解额少而无所容也。正使有以处之，然使游其间者校计得失于旦暮锱铢之间，不得宁息，是又不唯无益而损莫大焉，亦非计之得也。盖尝思之，必欲乘时改制，以渐复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，则必如明道先生熙宁之议，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。如曰未暇，则莫若且均诸州之解额以定其志，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，罢去词赋，而分诸经、子、史、时务之年以齐其业，又使治经者必守家法，命题者必依章句，答义者必通贯经文，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。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，使专教导，以来实学之士。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，以塞利诱之涂。至于制科、词科、武举之属，亦皆究其利病而颇更其制。则有定志而无奔竞之风，有实行而无空言之弊，有实学而无不可用之材矣。此其大略也。其详则继此而遂陈之。夫所以必均诸州之解额者，今之士子不安于乡举而争趋太学试者，以其本州解额窄而试者多，太学则解额阔而试者少；本州只有解试一路，太学则兼有舍选之捷径，又可以智巧而经营也。所以今日倡为混补之说者，多是温、福、处、婺之人，而他州不与焉。非此数州之人独多躁竞而他州之人无不廉退也，乃其势驱之，有不得不然者耳。然则今日欲救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额为先务，虽有良法，岂能有所补哉？故莫若先令礼部取见逐州三举终场人数（太学终场人数解试亦合分还诸州，理为人数。），通比旧额都数，定以若干分为率而取其若干，以为新额（如以十分为率而取其一，则万人终场者以百人为额，更斟酌之。）。又损太学解额舍选取人分数，使与诸州不至大段殊绝（其见住学人分数权许仍旧。），则士安其土而无奔趋流浪之意矣。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，德行之于人大矣。然其实则皆人性所固有，人道所当为。以其得之于心，故谓之德；以其行之于身，故谓之行。非固有所作为增益而欲为观听之美也。士诚知用力于此，则不唯可以脩身，而推之可以治人，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。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。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，命典乐以教胄子，皆此意也。至于成周而法始大备，故其人材之盛、风俗之美，后世莫能及之。汉室之初，尚有遗法。其选举之目，必以敬长上、顺乡里、肃政教、出入不悖所闻为称首。魏晋以来，虽不及古，然其九品中正之法，犹为近之。及至隋唐，遂专以文词取士，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。积至于今，流弊已极，其势不可以不变。而欲变之，又不可不以其渐。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额之半而又折其半，以为德行之科（如解额百人，则以二十五人为德行科。盖法行之初，恐考察未精，故且取其半而又减其半。其馀五十人自依常法。）。明立所举德行之目（如八行之类。），专委逐县令佐从实搜访，于省试后保明，津遣赴州。守倅审实，保明申部。于当年六月以前，以礼津遣，限本年内到部，拨入太学，于近上斋舍安排，而优其廪给，仍免课试。长贰以时延请询考，至次年终，以次差充大小职事。又次年终，择其尤异者特荐补官，馀令特赴明年省试。比之馀人，倍其取人分数（如馀人二十取一，则此科十而取一。盖解额中已减其半矣。），殿试各升一甲，其不中人，且令住学，以俟后举。其行义有亏、学术无取，举者亦当议罚。则士知实行之可贵，而不专事于空言矣。所以必罢诗赋者，空言本非所以教人，不足以得士，而诗赋又空言之尤者，其无益于设教取士，章章明矣。然熙宁罢之，而议者不以为是者，非罢诗赋之不善，乃专主王氏经义之不善也。故元祐初议有改革，而司马温公、吕申公皆不欲复，其欲复之者，唯刘挚为最力。然不过以考校之难而为言耳。是其识之卑而说之陋，岂足与议先王教学官人之本意哉？今当直罢，无可疑者。如以习之者众，未欲遽罢，则限以三举而递损其取人之数，俟其为之者少而后罢之，则亦不骇于俗而其弊可革矣。所以必分诸经、子、史、时务之年者，古者大学之教，以格物致知为先，而其考校之法，又以九年知类通达、强立不反为大成。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，而其理之载于经者，则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。况今《乐经》亡而《礼经》缺，二戴之《记》，已非正经，而又废其一焉。盖经之所以为教者已不能备，而治之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，仅窥其一而不及其馀，则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尽通其理者矣。若诸子之学，同出于圣人，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。其长者固不可以不学，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。至于诸史，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。时务之大者，如礼乐制度、天文地理、兵谋刑法之属，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，皆不可以不之习也。然欲其一旦而尽通，则其势将有所不能而卒至于不行。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，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，则亦若无甚难者。故今欲以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为一科，而子年、午年试之；《周礼》《仪礼》及二戴之《礼》为一科，而卯年试之；《春秋》及三传为一科，而酉年试之（年分皆以省试为界，义各二道。）。诸经皆兼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（义各一道。）》。论则分诸子为四科，而分年以附焉（诸子则如荀、扬、王、韩、老、庄之属，及本朝诸家文字，当别讨论，分定年数。兼许于当年史传中出论二道。）。策则诸史，时务亦然（诸史则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史记》《两汉》为一科，《三国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南》、《北史》为一科，新旧《唐书》、《五代史》为一科，《通鉴》为一科。时务则律历、地理为一科，《通礼》、《新仪》为一科，《兵法》、《刑统》、敕令为一科，《通典》为一科。以次分年，如经子之法，策各二道。）。则士无不通之经，无不习之史，而皆可为当世之用矣。其治经必专家法者，天下之理，固不外于人之一心。然圣贤之言，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。其制度名物、行事本末，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。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。借曰未必尽是，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，而后可以反求诸心而正其缪。此汉之诸儒所以专门名家、各守师说而不敢轻有变焉者也。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，则为病耳。然以此之故，当时风俗终是淳厚。近年以来，习俗苟偷，学无宗主，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，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，讽诵摹仿，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，以意扭捏，妄作主张，明知不是经意，但取便于行文，不暇恤也。盖诸经皆然，而《春秋》为尤甚。主司不惟不知其缪，乃反以为工而置之高等。习以成风，转相祖述，慢侮圣言，日以益甚。名为治经，而实为经学之贼；号为作文，而实为文字之妖。不可坐视而不之正也。今欲正之，莫若讨论诸经之说，各立家法，而皆以注疏为主。如《易》则兼取胡瑗、石介、欧阳脩、王安石、邵雍、程颐、张载、吕大临、杨时，《书》则兼取刘敞、王安石、苏轼、程颐、杨时、晁说之、叶梦得、吴棫、薛季宣、吕祖谦，《诗》则兼取欧阳修、苏轼、程颐、张载、王安石、吕大临、杨时、吕祖谦，《周礼》则刘敞、王安石、杨时，《仪礼》则刘敞，二戴《礼记》则刘敞、程颐、张载、吕大临，《春秋》则啖助、赵正、陆淳、孙明复、刘敞、程颐、胡安国，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则又皆有集解等书，而苏轼、王雱、吴棫、胡寅等说亦可采（以上诸家，更加考订增损。如刘彝等说，恐亦可取。）。令应举人各占两家以上，于家状内及经义卷子第一行内一般声说，将来答义，则以本说为主而旁通他说，以辨其是非，则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矣。其命题所以必依章句者，今日治经者既无家法，其穿凿之弊已不可胜言矣。而主司命题又多为新奇，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，于所当断而反连之，于所当连而反断之。大抵务欲无理可解、无说可通，以观其仓卒之间趋附离合之巧。其始盖出于省试「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，仪刑文王」之一题，然而当时传闻犹以为怪。及今数年，则无题不然，而人亦不之怪矣。主司既以此倡之，举子亦以此和之，平居讲习，专务裁剪经文，巧为斗饤，以求合乎主司之意。其为经学贼中之贼，文字妖中之妖，又不止于家法之不立而已也。今既各立家法，则此弊势当自革。然恐主司习熟见闻，尚仍故态，却使举子愈有拘碍，不容下笔，愿下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试官，今后出题须依章句，不得妄有附益裁剪。如有故违，许应举人依经直答，以驳其缪。仍经本州及漕司陈诉，将命题人重作行遣。其诸州申到题目，亦令礼部、国子监长贰看详，纠举谴罚，则主司不敢妄出怪题，而诸生得守家法，无复敢肆妖言矣。又按，前贤文集策问皆指事设疑，据实而问，多不过百十字。嘉祐治平以前，尚存旧体。而吕申公《家传》记熙宁事，乃云有司发策问，必先称颂时政，对者因大为谀词以应之。然则此风盖未远也。今亦宜为之禁，使但条陈所问之疑，略如韩、欧诸集之为者，则亦可以观士子之实学而息其谀佞之奸心矣。其必使答义者通贯经文、条陈众说而断以己意者，其说已略具于家法之条矣。盖今日经学之难不在于治经，而难于作义。大抵不问题之小大长短，而必欲分为两段，仍作两句对偶破题，又须借用他语以暗贴题中之字，必极于工巧而后已。其后多者三二千言，别无他意，不过止是反复敷衍破题两句之说而已。如此不唯不成经学，亦复不成文字。而使学者卒岁穷年，枉费日力以从事于其间，甚可惜也。欲更其弊，当更写卷之式，明著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，通约三十字以上，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，又次旁列他说而以己意反复辩析，以求至当之归。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，不必如今日经义分段破题，对偶敷衍之体。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，则虽多增所治之经，而答义不至枉费辞说，日力亦有馀矣。至于旧例经义禁引史传，乃王氏末流之弊。而论子史者不复订以经指，又俗学卑近之失。皆当有以正之，使治经术者通古今，议论者识原本，则庶乎其学之至矣。其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，以来实学之士；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，以塞利诱之涂者，古之太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，故士之来者为义而不为利。且以本朝之事言之。如李廌所记元祐侍讲吕希哲之言曰，仁宗之时，太学之法宽简，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为人师者，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，如胡翼之之徒，使专教导规矩之事。故当是时，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就师之。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，称弟子者中心说而诚服之，盖犹有古法之遗意也。熙宁以来，此法浸坏，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，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。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，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、舍选之私而已。师生相视漠然，如行路之人。间相与言，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。而月书季考者，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、冒昧无耻之心，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。欲革其弊，莫若一遵仁皇之制，择士之有道德、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，使之讲明道义，以教训其学者。而又痛减解额之滥以还诸州，罢去舍选之法，而使为之师者考察诸州所解德行之士与诸生之贤者而特命以官，则太学之教不为虚设，而彼怀利干进之流自无所为而至矣。如此则待补之法固可罢去，而混补者又必使与诸州科举同日引试，则彼有乡举之可望者自不复来，而不患其纷冗矣。至于取人之数，则又严为之额，而许其补中之人从上几分，特赴省试，则其舍乡举而来赴补者亦不为甚失职矣。其计会监试、漕试、附试之类，亦当痛减分数，严立告赏，以绝其冒滥。其诸州教官，亦以德行人充，而责以教导之实，则州县之学亦稍知义理之教，而不但为科举之学矣。至于制举，名为贤良方正，而其实但得记诵文词之士。其所投进词业，亦皆无用之空言，而程试论策则又仅同覆射儿戏，初无益于治道，但为仕宦之捷径而已。词科则又习于谄谀夸大之词，而竞于骈俪刻雕之巧，尤非所以为教。至于武举，则其弊又不异于儒学之陋也。欲革其弊，则制科当诏举者不取其记诵文词而取其行义器识，罢去词业六论，而直使待对于廷，访以时务之要，而不穷以隐僻难知之事。词科则当稍更其文字之体，使以深厚简严为主，而以能辨析利害、敷陈法度为工。武举则亦使学官放经义论策之制，参酌定议。颁下《武经总要》等书，而更加讨论，补其遗逸，使之诵习而立其科焉，则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，而不为俗学之所病矣。夫如是，是以教明于上，俗美于下，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，而其遗风馀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。与夫规规然固守末流之弊法，而但欲小变一二于其间者，利害相绝，固有间矣。草茅之虑，偶及于此，故敢私记其说，以为当路之君子其或将有取焉。

省表具之。朕以因时致享，克展于孝思；已祭受釐，大均于庆泽。乃眷耆明之哲，实予体貌之臣，肃临事之有容，既交神而蒙贶。宜推异数，以示眷怀。虽嘉好谦，曷止成命？所让宜不允。

熙事既成，方大均于祭泽；宠章所异，宜首及于枢臣。当即往膺，勿烦冲让。

维嘉祐八年岁次癸卯，三月癸卯朔，二十九日辛未，仁宗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崩于福宁殿，旋殡于殿之西阶。粤十月戊辰朔，六日癸酉，迁坐于永昭陵，礼也。龙驭宾天，珠襦留殡。万方之轨同臻，七月之期兹近。法仗已严，灵輴未进。风云惨郁以生悲，臣妾涕号而思殉。孝子嗣皇帝臣曙接统承尧，念亲晞舜。徘徊象物，惊禁从以如存；摧慕仙游，致哀诚兮必尽。繄临奠以长辞，盖终天之永恨。乃命弼臣，以文传信。其词曰：

惟宋受命，与天无疆。艺祖以武，底宁四方。神宗以文，万邦一王。真庙绍隆，赫然其光。逮夫仁宗，益炽而昌。厥生之初，上帝惟祜。天日之表，振古未睹。色出圭章，步严龙虎。其俾真人，来绥下土。元良之建，匕鬯是主。寝门之问，惕若文、武。嗣训之循，纂承丕绪。左右献后，以蒙自处。大运归乾，独化陶甄。进良黜奸，始章圣权。其仁如天，其广如渊。其仁伊何，得之自然。草秀而茁，虫飞而翾。尚不忍伤，况吾民焉。惠泽之霈，滂洋幅员。物靡不滋，四十二年。猗如天兮，化工则全。其度伊何，汪然莫际。巨细必容，默分诚伪。臣在言职，不知忌讳。时肆诋讦，众嫉狂易。圣心怡然，曰此忠义。是也吾从，过焉何戾。猗如渊兮，是能致治。明谨庶狱，极于哀矜。惟法所在，未尝妄刑。郡邑之吏，责之详平。一失入罪，无阶显荣。尊为天子，以俭为贵。崇尚清虚，屏斥纷丽。向缘不怿，辅臣入视。殿幄萧然，茵衾故敝。率用缯素，了无文绮。众目惊嗟，上曰「何喟？吾之受用，素止如是。此民膏血，焉敢妄费」？恭事天地，孝承祖宗。九见圜丘，再祗合宫。大祫于庙，亲籍于东。服器精备，粢盛洁丰。小次不御，秉圭颙颙。何必户晓，民胥偃风。取士之路，务在至公。十二临轩，策之必躬。隽髦尽得，岩穴几空。有将有相，曰功曰庸。眇视三代，吾其比崇。北胡之强，西夏之猘。时欲跳梁，恣其贪嗜。吾以威怀，折其凶锐。两阶摇尾，从我羁饵。百蛮梯航，琛赆日至。礼乐具修，干戈不试。夫惟立嗣，天下之基。前世令王，或牵以私。事不前定，滨于乱危。我出独断，挺然不疑。求贤于宗，唯圣是知。神器之重，其传有归。庙社以安，生灵以嬉。迹其大公，尧舜之为。昔在人上，必有偏好。或乐驰畋，或喜征讨。或务宴游，或专营造。或迩声色，或泥丹灶。棋弈之工，系拂之妙。有一于此，下从而效。噫吾仁宗，澹无所乐。曰吾好者，在勤政道。日必旰昃，惟先之绍。间时弄翰，或隶或草。垩帚之挥，千奇万巧。去冬之暮，清燕之閒。再辟天阁，诏呼从官。亲作飞白，侍臣纵观。心合造化，生成笔端。书幅踰百，大均宠颁。退坐群玉，行觞尽欢。呜呼哀哉！赐墨尚湿，宸章未刊。植璧斯虔，遽有金縢之祷；缀衣遂彻，俄承玉几之言。呜呼哀哉！大变之来，天倾地裂。四海之恸，风号雨血。兆民震骇其无生，百辟冤呼而仅绝。乘云之游兮，汗漫而自高；持髯之慕兮，僵仆而徒切。因疑前会之非常，似与群臣之叙诀。呜呼哀哉！候律云凛，诹辰协元。严蜃路以方驾，视羽幢兮始前。池竹摇雉，车旗饰鸾。背朱雀之通逵，指青龙之吉山。关路长兮去复去，宫车晚兮还不还。痛彻六宫兮莫如逝，泪洒重瞳兮胡可攀。呜呼哀哉！寒日昼昏，愁阴夜积。卷晴霓于丹旐，荡霜波于素帟。哀笳玄咽，六州之奏增悽；骏岳前瞻，万岁之声何阒。大隧一扃，幽堂永寂。人间之恨空长，帝所之欢岂极。呜呼哀哉！秦汉而下，御邦子民，夐越三纪，才闻数君。其间治乱以相駮，否亨之不醇。如仁宗享国之久，而始终太平兮，彼安敢望吾之清尘。生而无穷者厚载，健而不息者高旻。惟至仁盛德与高厚之俱兮，万世巍然而不泯。呜呼哀哉！

建炎元年春，行次长沙，被闰十一月三日指挥，复元官，除资政殿大学士，领开封府事。时金寇再犯阙，前日以和议为然者举皆误国，渊圣感悟，故复召公。然都城围闭，道路阻绝，久之方闻命，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王室。传元帅府檄，方审都城不守，二圣播迁，号恸几绝。次太平州，睹上登宝位赦书，悲喜交集。是时金陵为叛卒周德所据，囚帅臣，杀吏民，焚舟船，劫官府，公即遣使臣赍文檄谕之，令听禀节制勤王，乃肯释甲。然桀骜，不以时登舟，擅驱不当行，士卒欲乘间遁去。既次金陵，因与权安抚使李弥逊谋诛其首恶四十六人，而以其徒千馀人，令提举常平官王枋统之以行。因奏表诣行在贺登极，且辞领开封之命，上书论时事。次宝应，闻降麻告，廷除正议大夫、尚书右仆射、兼中书侍郎、陇西郡开国侯，加食邑七百户，食实封三百户。公荷上特达之知，感极而继之以泣。行次虹县，始被受尚书省劄子，有旨趣召，盖行在前此不知公由江淮以来也。次会亭，上遣中使王嗣昌传宣抚问，赐银合茶药。次谷熟，御史中丞颜岐遣人投文字，封以御史台印，乃论公不当为相章疏，大意谓「张邦昌为金人所喜，虽已为三公、郡王，宜更加同平章事，增重其礼；公为金人所恶，虽已命相，宜及其未到罢之〔一〕，置之閒地」。前后凡五章，皆不降出，故岐封以示公，欲公之留外而不进也。公乃知命相盖出于渊衷独断，而外庭所以沮之者无所不至，益以感惧。会复遣使趣召，遂行。有旨赐御筵于金果园。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董耘来传上旨，云尝遣从事郎刘默赍御书由湖北迓卿，书中有「学穷天人，忠贯金石，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挂，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」语。公感泣流涕，遂如行在。上遣使趣见，进对于内殿。见上叙致，不觉涕泗之横流，上亦感动。因奏曰：「金人不道，专以诈谋取胜中国；而朝廷不悟，一切堕其计中。自古夷狄之祸中国，未有若此之甚。赖天祐我宋，大命未改，故使陛下总师于外，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。兴衰拨乱，持危扶颠，内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以还二圣，以抚万邦，皆责在陛下与宰相。而考慎之际，首及微臣，自视阙然，不足以仰副陛下知遇之意，伏望追寝成命」。上曰：「朕知卿忠义智略甚久，在靖康时宣力为多，特为同列所不容，故使卿以非罪去国，而国家有祸故如此。朕尝欲言于渊圣，欲使夷狄畏服，四方安宁，非相卿不可。今朕此志已定，卿其勿辞」。公顿首泣谢，且道「董耘所传圣语，荷知如此，虽糜捐不足以报德。然臣未到行在数十里间，御史中丞颜岐封示论臣章疏，谓臣为金人所恶，不当为相。如臣愚蠢，但知有赵氏，不知有金人，固宜为其所恶。然岐之论臣，谓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，谓为金人之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。臣愚不知其所喜者为赵氏耶，其所恶者为赵氏耶？今陛下用臣，断自渊衷，而岐之论如此。如臣迂疏，自知不足以当重任，但愿一望清光，乞身以归田里，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恶之间，更望圣虑有以审处于此」。上笑曰：「岐尝有此言，朕告之以『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』者，岐无辞而退，此不足恤」。公奏曰：「陛下天纵圣明，固不难察此，然臣材力绵薄，实不足以胜任」。因出劄子，再拜力辞，上慰谕久之，遣御药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。时六月一日也。翌日，有旨立新班奏事，对于内殿。同执政奏事讫，力陈不敢当一相之任。上曰：「卿素以忠义自许，岂可于国家艰危之时而自图安閒？朕决意用卿，非在今日，社稷生灵赖卿以安，卿其无辞」。公感泣再拜，曰：「臣愚陋无取，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。然今日之事，持危扶颠，以创业为法而图中兴之功，在陛下而不在臣。昔管仲语桓公曰：『不能知人，害霸也；知而不能用，害霸也；用而不能任，害霸也；任而不能信，害霸也；能信而又使小人参之，害霸也』。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参以小人犹足以害霸，况于为天下而欲建中兴之业乎？方靖康之初，渊圣皇帝慨然有图治之意，而金人退师之后，渐谓无事，是非杂揉，且和且战，初无定议。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论事为众人不容于朝，使总兵于外而又不使之得节制诸将，自度不足以任责，乞身以退，而谗谮窜逐，必欲杀之而后已。赖渊圣察臣孤忠，特保全之，卒复召用，然已无及矣。不谓今日遭遇陛下龙飞，初无左右先容之助，徒采虚声，首加识擢，付以宰柄，顾臣区区，何足以仰副图任责成之意？然『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』，如臣孤立寡与，更望圣慈察管仲害霸之言，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，使臣得以尽志毕虑，图报涓埃，虽死无憾。昔唐明皇欲相姚崇，崇以十事要说，皆中一时之病，类多施行，后世美之。臣尝慕其为人，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听。陛下度其可行者，愿赐施行，臣乃敢受命；其未合圣意者，愿赐折难，臣得以尽其说」。上可之。公因出劄子奏陈。一曰议国是。大略谓中国之御夷狄，能守而后可战，能战而后可和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。今欲战则不足，欲和则不可，莫若自治，专以守为策，俟吾政事修，士气振，然后可议大举。其二曰议巡幸。大略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，见宗庙，以慰都人之心，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。以天下形势观之，长安为上，襄阳次之，建康又次之，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。其三曰议赦令。大略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常式，前日赦书一切以张邦昌伪赦为法，如赦恶逆选人循资责降，罪废官尽复官职，皆汎滥不可行，谓当改正以法祖宗。其四曰议僭逆。大略谓张邦昌为国大臣，不能临难死节，而挟金人之势，易姓建号，其后不得已乃始奉迎。朝廷尊崇之为三公郡王，参与大政，非是。宜正典刑，垂戒万世。其五曰议伪命。大略谓国家更大变故，鲜仗节死义之士，而奉敌旨、受伪官以屈膝于其庭者不可胜数。昔肃宗平敌而污伪命者以六等定罪，今宜仿之，以励士风。其六曰议战。大略谓军政久废，士气怯惰，宜一新纪律，信赏必罚，以作其气。其七曰议守。大略谓敌情狡狯，必须复来，宜于沿河、江、淮措置控禦，以扼其冲。其八曰议本政。大略谓崇、观以来政出多门，纲纪紊乱，宜一归之于中书，则朝廷尊。其九曰议久任。大略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，功效蔑著，宜慎择而久任之，以责成功。其十曰议修德。大略谓上初膺天命，宜益修孝悌恭俭之德，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兴。翌日降出议国是、巡幸、赦令、战、守五劄子，馀皆留中。次日与执政同奏事于内殿，进呈议国是劄子，上曰：「今日之策正当如此」。以次进呈四劄子奏事讫，公留身奏上曰：「臣愚瞽，辄以管见十事冒渎天聪，已蒙施行五事。如议本政、久任、修德三事无可施行，自应留中。所有议张邦昌僭逆及受伪命臣寮二事，皆今日刑政之大者，乞早降处分」。上曰：「执政中有与卿议论不同者，更俟欸曲商量」。公曰：「张邦昌僭逆之罪显然明白，无可疑者。当道君朝，邦昌在政府者几十年，渊圣即位，首擢为相，奉使虏中。方国家祸难之时，如能以死守节，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义以感动其心，虏人未必不悔过而存赵氏。邦昌方自以为得计，偃然当之，正位号、处宫禁者月有馀日。虏骑既退，四方勤王之师集，邦昌擅降伪诏以止之，又遣郎官分使赵野、翁彦国等，皆赍空名告数百道以行。迨彦国等囚其使而四方勤王之师日进，邦昌知天下之不与己，不得已乃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。邦昌僭逆本末如此，而议者不同，臣请备论而以《春秋》之法断之。若都城之人则谓因邦昌立而得生，且免取再科金银而德之，若元帅府则谓邦昌不待征讨遣使奉迎而恕之，若天下则谓邦昌建号易姓，其奉迎特出于不得已而愤疾之。都城德之、元帅府恕之者，私也；天下愤疾之者，公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人臣无将，将而必诛；赵盾不讨贼，则书以弑君。今邦昌已僭位号，贼退而止勤王之师，非特将与不讨敌而已，其罪为如何？昔刘盆子以宗室当汉室中衰，为赤眉所立，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，而光武秪待之以不死。今邦昌以臣易君，其罪大于盆子，不得已以身自归，朝廷既不正其罪，而又尊崇之，以为三公郡王，参国政，此何理也？议者又谓邦昌能全都城之人与宗庙宫室，不为无功，而陛下登极缘邦昌之奉迎。臣皆以为不然。譬之臣之室家偶遭寇盗，主人之戚属悉为驱虏，而其仆欲奄家室奴婢而有之，幸主人者有子自外归，迫于众议，不得而有，乃欲遂以为功其可乎？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，邦昌何力之有？臣于劄子中论之详矣。方国家艰危，陛下欲建中兴之业，当先正朝廷，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，其谁不解体？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，何以厉天下士大夫之节？执政中有议论不同者，乞降旨宣召，臣得与之廷辨。如臣理屈，岂复敢言」？上许之，乃令小黄门宣召黄潜善、吕好问、汪伯彦再对。上语之故，而潜善主之甚力，诘难数四乃屈服，然犹持在远不若在近之说。公曰：「邦昌当正典刑，何远近之有？借使在近，当幽絷而反尊崇之如此，何也」？潜善不能对。上顾吕好问曰：「卿在城中，知其详，谓当如何」？好问曰：「邦昌僭窃位号，人所共知，既已自归，惟陛下裁处」。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挟朱泚行，后以为悔，以附会潜善不若在近之说。公曰：「吕好问援朱泚以为例，非是。方德宗之狩奉天，朱泚盖未反也。姜公辅以其得泾军心，恐资以为变，请挟以行，德宗不听而其后果然。今邦昌已僭逆，岂可使之在朝廷，使道路指目曰『此亦一天子』哉」？因泣拜曰：「臣不可与邦昌同列，正当以笏击之。陛下必欲用邦昌，第罢臣，勿以为相，无不可者」。上颇感动，而汪伯彦亦曰：「李某气直，臣等不及」。上乃曰：「卿欲如何措置」？公曰：「邦昌之罪理当诛夷，陛下以其尝自归，贷其死而远窜之，受伪命者等第谪降可也」。上曰：「俟降出卿劄子，来日将上取旨」。翌日，同执政进呈，潜善犹左右之，乃以散官安置潭州。次呈议伪劄子，上曰：「国家颠覆，士大夫不闻死节，往往因以为利，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门诟詈诸王，余大均诱取宫嫔以为妾，卿知之否」？公奏曰：「自崇、观以来，朝廷不复敦尚名节，故士大夫鲜廉寡耻，不知君臣之义。靖康之祸，视两宫播迁如路人然，罕有能仗节死义者。在内惟李若水，在外惟霍安国，死节显著，馀未有闻。愿诏京畿诸路询访，优加赠恤。如王及之、余大均，朝廷见付御史台推鞫，必得其实。臣闻方金人欲废赵氏，立张邦昌，令吴幵、莫俦传道意旨，往返数四；王时雍、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，令居民结保，不得容隐，以袂联属以往，若囚系然。其后迫道君、东君、后妃、亲王出郊，皆臣子之所不忍言。又受伪命，皆为执政。此四人者宜为罪首」。上以询吕好问，好问以为有之，得旨皆散官，广南远恶州军安置，馀以次谪降。内王及之、余大均、胡偲、陈中等以赋滥系御史台，候结案日取旨。李若水已赠官外，霍安国赠延康殿学士，有死节者令诸路询访以闻。上曰：「卿昨日内殿争张邦昌事，内侍辈皆泣涕，卿今可以受命矣」。公拜谢曰：「自非陛下英睿天纵，岂能决断如此？天下不胜幸甚。臣虽愚陋，敢不黾勉自力，以图报称」？因为上言：「今日国势比之创业为尤难，正赖陛下刚健不息，以至诚恻怛之意加之，不为群议所动摇，先其大者、急者，而小者、缓者徐图之，信任而责成功，臣乃得以竭尽愚虑，以裨补万一」。复奏曰：「人主莫大于兼听广视，使下情得以上通。陛下即大位已踰月，而检、鼓院犹未置，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务者」。上曰：「屡语执政，犹未措置，卿可即施行」。公因请置看详官两员，于侍从职事官中选兼，应士民上封事，俟降出签拟可施行者将上取旨。有旨兼充御营使，以覃恩告廷转正奉大夫，进封开国公，加食邑一千户，食实封四百户。时六月六日也。是日同执政对于内殿，公奏上曰：「以今日国势而视靖康间，其不逮远甚，然而有可为者，陛下英断于上，而群臣辑睦于下，庶几革靖康之风而中兴可图。然今日之事，须有规模而知先后缓急之序。所谓规模者，外禦强敌，内销盗贼，修军政，变士风，裕邦财，宽民力，改弊法，省冗官，诚号令以感人心，信赏罚以作士气，择帅臣以任方面，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，俟吾所以自治者。政事已修，然后可以议兴举而问罪金人，迎还二圣，此规模之大略也。至于所当急而先者，莫先于料理河北、河东两路。夫河北、河东者，国之屏蔽也。料理稍就，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。今河东所失者忻、代、太原、泽、潞、汾、晋，其馀犹存也。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、怀、卫、浚四州而已，其馀中山、河间、庆源、保塞、雄、霸、深、祁、思、冀、邢、洺、磁、相、信安、广信二十馀郡，皆为朝廷守。两路士民兵将，所以戴宋者，其心甚坚，皆推豪杰以为头领，多者数万，少者亦不下万人。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数处，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，有以大慰抚之，分兵以援其危急，臣恐为金人所困，粮尽力困，坐受其敝。两路军民虽怀忠义之心，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，危急无告，必且愤怨朝廷，金人因得抚而用之，皆精兵也。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，河东置经制司，择有材略者为之使，宣谕陛下德意、所以不忍弃两河于夷狄之意。朝廷应副钱粮告敕，有功者即命以官，其能保全一州、收复一郡，随其高下以为节度、防禦、团练使，如唐方镇之制，使自为守。非特绝其从敌之心，又可资其力以禦敌，朝廷久远无北顾之忧，此最今日之先务也」。佥议亦颇以为然。上曰：「谁可任此者」？公奏曰：「陛下傥采用臣策，臣当询访其人，续具奏」。既退，询于士大夫间，多谓张所可以招抚河北，傅亮可以经制河东，公亦颇闻其为人。张所者，山东人，当靖康间为监察御史，朝廷以金人再犯阙，欲割弃河北，既遣使矣，铁骑薄城，京师围闭。所在围城中，独上言乞以蜡书募河北兵，渊圣许之。蜡书至河北，士民皆喜曰：「朝廷欲弃我于夷狄，犹有以张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」？应募者凡十七万人，故所之声满河北。部勒既定，会都城破，谋弗果用。上即位于南都，所首至行在见上，论列且条具应募首领姓名人数、合措置事件以闻。朝廷欲以为郎官，奉使河北，以董其事，会所以察官上章论黄潜善及兄潜厚奸邪不可用，恐害新政，潜善引去，上留之，乃谪所凤州团练副使，江州安置，是时公未至行在也。故众谓招抚河北非所不可。然公以所尝论潜善之故，颇难之。不得已一日过潜善阁子中，相与欸语曰：「前日议置河北招抚司，搜访殊无人可以承当，独以张所可用，又以狂妄有言得罪，傥能先国事，后私怨，为古人之所难，不亦美乎」？潜善欣然许诺。乃荐之于上，且道潜善意。上悦，有旨借所通直郎、直龙图阁，充河北招抚使。遣使臣赍劄子召对，摹画称旨，锡五品服，内府赐缗钱百万，以备募兵半年钱粮，给空名告千馀道，以京畿兵千人为卫，将佐官属听自辟置，一切许以便宜从事。有朝请郎王圭者，真定府人。真定府既破，率众数万保西山，屡胜金人。闻上登极，自山塞间道来，其所谋正与朝廷同，能道河北事尤详，有旨除直秘阁、招抚司参谋官，使佐所。傅亮者，陕西人，以边功得官，谙练兵事。靖康初至京师上封事，请以亲王为元帅，治兵于河朔。其冬复有荐者，再召之，亮至而都城已破，率陕右、京西勤王兵三万人首至城下，屡立功。统御将佐士卒如古人，斩斩整一，无敢犯令者。上即位，亮诣行在，召对，除通直郎、直秘阁。而亮之为人气劲言直，议论不能屈折，执政不喜之，除知滑州。滑两经残破，无城壁，亮上疏自陈曰：「陛下复归东都则臣能守滑，陛下未归则臣亦不能守也」。执政摘其语，以为悖傲不逊，降通判河阳府。公至行在，亮已行，使人召之乃来，与语连日，观其智略气节真可以为大将者，欲且试之，乃荐于上，以为河东经制副使，而以观察使王𤫉为使。𤫉亦陕西人，累立边功，佥谓在武臣中可用者。上宣谕亮前疏中语，公广上意而奏曰：「人臣论事，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动人主，激切则近谤讪，故昔之听言者必察其所以，如果出于谤讪，何所逃罪？至于有所激而云，则必恕之以来谠言。如周昌之对高祖，刘毅之答武帝，皆人之所难堪者，而二主恕之，以其有所激故也。亮之言如此，但欲激陛下以归京师耳，非有他故，愿圣度有以含容之。且人材难得，而将帅之材为尤难，如亮者今未见其比，异日必能为朝廷立大功。气劲言直乃关陕气俗之常，不足深责」。上乃许如所请，并召对，赐亮五品服，与兵万人、告敕、银绢与川纲之在陕西者，诏京西、陕西漕臣应副粮草，馀如张所已得旨而遣之。初，公建议以料理河北、河东为所当先者，适后宫降诞皇子，率执政入贺，公奏上曰：「皇子降诞，考祖宗故事当肆赦，陛下登宝位赦已旷荡，独遗河北、河东，而不及勤王之师，天下尚觖望。夫两路为朝廷坚守，而赦令不及，人皆谓已弃之，何以慰忠臣义士之心？而勤王之师虽不曾用，在道路半年，擐甲荷戈，冒犯霜雪，亦已劳矣。疾病死亡者不可胜数，恩恤不及，后日复有急难，何以使人？愿因今赦该载德意」。上嘉纳，故皇子赦于二者尤详。又请降诏褒慰两路守臣将佐军民，谕以朝廷措置救援不弃之意。又诏自今有能收复两路已陷州军及救解急危、保全一方、功效显著者，并除本处节度、观察、防禦、团练，依方镇法。命使臣赍夏药遍赐两河守臣将佐，命榷货务印造见钱钞，遣使赍送两路州郡。命降见钱钞三百万贯付河北东路、陕西路漕司，广籴应副两路。命起京东路夏税绢于大名府桩管，川纲、河东衣绢于永兴军桩管，以待两路支俵。于是两路知天子德意，人情翕然，蜡书日至，间有破敌捷报，虏人围守诸郡者往往抽退，且山寨应招抚经制司募者甚众。而潜善建议，令马忠将所部兵，会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万人，捣虚入界，虏必释诸郡之围以自救。公曰：「今日士怯兵弱，恐未可深入，莫若使之与张所协力，先复浚、卫、怀三州，而真定可复」。潜善坚执其议，上可之。公不欲力争，乃以忠为河北经制使，而以张换副之。换者，陕西人，质朴有谋而善战，其材远胜于忠。既使副忠，又令与张所相应援，而换亦以公之策为然。公尝论京西、河北为金人盗贼侵犯，有能以死固守而保全一方者，有贼未至而先遁遂失守者，谓宜褒黜。有旨各增一官，或与职名，或落职。有许高、许亢者，防河而逃遁，会言者论列，编管岭南，至南康军且欲为变，守倅以便宜诛之而待罪。众谓擅杀为非是，公曰：「渊圣委高、亢防河，付以兵将甚众，贼将至而先走，以铁骑五百自颍昌趋江南，沿路劫掠，甚于盗贼，朝廷不能正军法，而一军垒守倅敢诛之，必健吏也。使后日受命捍敌者知退走而郡县之吏有敢诛者，其亦少知所戒乎？是当赏」。上以为然，乃命各转一官。时开封留守阙官，公以为留守非宗泽不可，力荐之。泽至京师，果能弹压抚循，军民畏爱，修治城池楼橹，不劳而办，屡出师以挫贼锋，虽嫉之者深，竟不能易其任也。是时除侍从卿监郎官管职以补班列之阙及召赴行在者多未至，而行在官出自围城中者多求东南差遣，上命公草诏以戒谕之。其后许翰至，公荐之于上，谓翰外柔内刚，学行纯美，谋议明决，宜在左右参决大政。上亦喜其论事，乃以为尚书右丞。初，汴河上流为贼所决者数处，闭塞久不合，纲运不通，命都水使者陈求道等措置，凡二十馀日而水复旧，纲运沓来，间拨入京师，米价始平。又于两京城外及沿汴至泗增巡检，商价始通，人情渐复旧。命进奏院邸吏分番赴行在，朝廷差除镂板传报外路，增置马递铺，命令始通。纲运入京者还载诸部公案图籍赴行在，官府始有稽考。盖行在草创，凡百皆逐一施行措置，悉此类也。又进呈三劄子，一曰募兵，二曰买马，三曰募民出财以助兵费。上皆以为然。又议措置控禦，修举军政，谓宜于沿河、沿淮、沿江诸路置帅府，要郡、次要郡使带总管、钤辖、都监，以寓方镇之法，许其便宜行事，辟置僚属将佐以治兵。又命招置新军及御营司兵，并依新法团结，五人为伍，伍长以牌书同伍四人姓名。二十五人为甲，甲正以牌书伍长五人姓名。百人为队，队将以牌书甲正四人姓名。五百人为部，部将以牌书队将正副十人姓名。二千五百人为军，统制官以牌书部将正副十人姓名。有所呼召，使令按牌以遣，而逃亡死伤皆可周知。三省、枢密院同置赏功司，置籍以受功状，三日不检举施行者必罚，受赂乞取者行军法，许人告，遇敌逃溃者斩，因而为盗贼者诛其家属。凡军政申明约束及更改法制者数十条，皆敕榜通衢，将士观者皆奋厉。公又奏宜诏诸路州县以渐修葺城池，缮治器械，有旨依奏。又奏步不足以胜骑，而骑不足以胜车，请以车制颁于京东、西，使制造而教阅之。因绘图进呈，有旨令御营司制造阅习。诸将皆以为可用，乃颁降两路，委提刑司总领之。又奏于沿江、沿淮州郡置造战船，因其俗之所宜，招募水军，平居许其自便，有故则纠集而用之，逐时教阅，量行激赏，得旨如所请。又询访陕西、山东及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，以备将佐偏裨之用，有旨皆召赴行在。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馀日，措置边防军政之类始渐就绪。是时朝廷议遣使金国，公奏上曰：「尧、舜之道，孝悌而已，孝悌之至可以通于神明。今陛下以上皇、渊圣远狩沙漠，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，思迎还两宫，致天下养，此孝悌之至，而尧、舜之用心也。今日之事，正当枕戈尝胆，内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使刑政修、中国强，则二圣不俟迎请而自归。不然，使冠盖相望，卑辞厚礼，朝迎暮请，恐亦无益。今所遣使，但当奉表通问两宫，致思慕之意可也」。上以为然，命公草表并致书二虏酋，乃以周望、傅雱皆借官为二圣通问使，赍表及书以往。又奏曰：「陛下当艰难时，为臣民之所欣戴，纂承大统，宜降哀痛之诏，以感动天下。具言金人不道，赖天下士民同心协力，相与扶持保守，以致中兴者。按其所言，次第行之，无为虚文，务施实惠」。上乃命公撰拟诏文进呈颁降。又具劄子乞省冗员以节浮费，上命中书条具，乃诏省台寺监官以繁简相兼，复开封府官旧制，减学官员额，罢提举常平司并归提刑司，罢两浙、福建市舶司并归转运司，复幕职曹官旧制，非万户县不置丞，罢吏员三分之一。又请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转官，不得过朝请大夫，初陈乞出官止为通判，应宰执子弟以恩数带贴职及待制以上并罢，宰执及见任宫观待阙未有差遣，京朝官以上俸钱并减三分之一，有旨从之。是时剧贼李昱扰山东，杜用起淮南，李孝忠乱襄阳，皆遣将讨平之，其馀降者十馀万。一日论及靖康间事，上曰：「渊圣勤于政事，省览章奏有至于终夜不寐，而卒有播迁之祸，何也」？公奏曰：「渊圣在东宫，令德闻于天下，及即大位，适当国步艰难之时，勤俭有馀而为小人之所惑，故卒误大事。人主之职但能知人，虽不亲细务，大功可成」。上以为然。公因论「靖康之初，金人犯阙，中国所以应之者得策凡二，道君内禅一也，渊圣固守二也。使其后更得一策，中国可以无事，而和战两者皆失之，遂致大故，而夷狄之患至今为梗。方金人初犯阙，提兵不过六万人，既薄城下，累日攻击，知都城坚而士卒奋励，不可攻，则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请和。臣献策渊圣，以谓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许者，有不可许者，宜遣使者往来欸曲与之商议，俟吾勤王之师既集，然后与之约，其可与者许之，其不可与者坚执而勿许，则约易成而和可久。当时不以为然，一切许之，其后果不能如约，遂再入寇，此失其所以和也。勤王之师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馀万，臣献策渊圣，以谓兵家忌分，宜使节制归一，用周亚夫困七国之策，以重兵与之相临，而分兵收复畿邑，使无所得粮，俟其困而击之，一举可破。当时不以为然，置宣抚司，尽以勤王之兵属之，故姚平仲得先期举事，而朝廷惩劫寨小衄，不复议兵，敌退又不肯邀击，遂使金人有轻中国之心，而中国之势日弱，此失其所以战也。一失机会，悔不可追。今日机会尤不可失，愿陛下以靖康为鉴，审处而决断以应之，庶可以成功」。上曰：「靖康之初能守，而金人再来遂不能守，何也」？公奏曰：「靖康之初与靖康之末，其势不同，条目甚多，臣请论其大者。金人初入寇，未知中国虚实，亦无必犯京阙之意，特中国失备，无兵以禦之，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，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；及其再来，两路并进，遂有吞噬中国之心。此其不同者一也。靖康之初，贼至城下，不数日间勤王之兵已集；及其再来，敌已围城，始以蜡书募天下兵，遂不及事。此其不同者二也。靖康初，贼寨于西北隅，而行营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，四方音问络绎不绝，勤王之兵既集，贼遂敛兵不敢复出；其后再来，朝廷自决水以渰浸京城西北，瀰漫数十里，而东南不屯一兵，使贼反得以据之，故城中音问不传于外，而外兵亦不得以进。此其不同者三也。渊圣即位之初，将士奋励用命；其后赏刑失当，人心稍解体。此其不同者四也。金人围城之初，城中置措有叙，号令严肃，昼夜循抚，未尝少休；闻其后无任责者，贼至造桥渡壕，恬不加恤，以十万人登城，将士遂溃。此其不同者五也。臣在枢密院时，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，降诏书已累月，及臣宣抚河北，即诏减罢太半。盖朝廷专恃和议，以谓金人必不再来，一切不为之备。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，势不同而患祸生于所忽也」。翌日奏事，因裒聚靖康初建议措置、与金人约和、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置宣抚司指挥、后在宣抚司论不当减罢防秋之兵章疏进呈，上皆命留中。公因奏上曰：「靖康间虽号通言路，然台谏官议论鲠峭者皆远贬，其实塞之也」。乃纳劄子，劝上以明恕尽人言，以恭俭足国用，以英果断大事，上皆嘉纳。与执政同奏事，因纳劄子乞减上供之数以宽州县，修茶盐之法以通商贾，刬东南官田，募民给地，仿弓箭刀弩手法养兵于农，籍陕西保甲、京东西弓箭社，免支移折变而官教阅之，又请于陕西、河北东路、京东西置制置使，以远近相应援，有旨皆付中书省条具，进呈取旨。其后遂置诸路制置使，而馀事以公罢政，皆不果行。初，公尝从容奏上曰：「朝廷外则经营措置河北、河东以为藩篱，葺治军马，讨平贼盗，内则修政事，明赏刑，皆渐就绪，独车驾巡幸，所诣未有定所，中外人心未安。夫中原者，天下形势根本，一去中原则人心摇而形势倾矣。臣尝建巡幸之策，以关中为上，襄阳次之，建康为下。今纵未能行上策，犹当适襄、邓间，示不去中原，以系天下之心。近日外议纷纭，皆谓陛下且幸东南。果如所言，臣恐中原非复我有，车驾还阙无期而天下之势遂倾，难复振矣」。上曰：「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宫往东南耳，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，训练将士，益聚兵马，虽都城可守，虽金人可战」。公再拜赞上曰：「陛下英断如此，乞降诏以告谕之」。乃命公拟撰诏文颁降，榜之两京，读者皆感泣。后半月，上忽降出手诏，欲巡幸东南以避狄，令三省枢密院条具合行事件以闻。公极论其不可，且言：「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，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，盖天下之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，一委中原而弃之，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关辅，盗贼且将蜂起，跨州连邑，陛下虽欲还阙不可得，况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！惟南阳光武之所以兴，有高山峻岭可事控扼，有宽城平野可屯重兵；西通关中，可召将士；南通荆湖、巴蜀，可取财货；东达江淮，可运粮饷；北距三都，可遣救援。暂议驻跸，自冬徂春，两河措置就绪，即还汴都，策无出于此者」。上乃收还巡幸东南手诏，令与宰执商议。翌日再具劄子，援楚、汉荥阳、成皋间，曹操、袁绍官渡事，论天下形势于上前。且曰：「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，固甚安便，但中原安则东南安，失中原则东南岂能必其无事？一失机会，虽欲保一隅恐亦未易，臣诚不敢任此责。且陛下既已降诏独留中原，人心悦服，奈何诏墨未乾，失大信于天下？愿断自渊衷，以定大计」。上乃许幸南阳，将以秋末冬初择日启行，而潜善、伯彦阴以巡幸东南之计动上意，其议颇传于外。客或谓公曰：「士论汹汹，咸谓密有建议者，东幸已决，南阳聊复尔耳，盍且从其议乎？不然，事将变」。公曰：「天下大计，在此一举，国之安危存亡，于是乎分，成命已行，傥或改易，吾当以去就争之。且上英睿，必不为异议所惑。不然，吾可贪禄保身、虚受天下之责哉」？然自是虽未尝有改议巡幸之命，而初公每因留身奏事，从容论治体，及有所规谏，虽苦言逆耳，上皆嘉纳，至是，陈奏当世急务、拟进指挥多不降出，及每批出，改易已行指挥颇多。公知谮愬之言，其入已深，一日留身奏上曰：「臣近日屡烦宸翰改正已行事件，臣逐一按据辨明，幸蒙圣察，又所进拟措置机务多未蒙降出。顾臣孤拙寡与，独荷陛下特达之知，忌娼者多，恐阴有谮愬而离间臣者。夫君子、小人，势不两立，治乱安危，系其进退，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」。因出劄子，极论君子、小人之理，以谓：「臣昨日奏事，论及人主之职在知人，虽尧、舜犹以为难，诚能别白邪正，使君子、小人不至于混殽，然后天下可为。伏蒙宣谕，『知人亦非难事，但考其素行则知之』。窃仰圣训，诚得知人之要」。且言：「疑则当勿任，任则当勿疑，持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，愿致察于此」。上慰谕曰：「无此，但朕思虑偶及之耳。其馀章疏见省览，非晚降出」。公拜谢而退。至八月五日，告廷迁公银青光禄大夫、尚书左仆射、兼门下侍郎，加食邑七百户，食实封三百户，而除潜善右仆射、兼中书侍郎。既命两相，则潜善显沮张所而罢傅亮，公以去就争之，遂定进退，虽知堕潜善策中，盖势不得不然也。初，张所既受招抚使之命，建言乞置司北京，候措置就绪即渡河，移司恩、冀，以图收复。而权北京留守张益谦奏招抚司搔扰，不当置司北京，故附潜善、伯彦，相与谋为此奏以沮张所而惑上意也。公奏曰：「张所画一乞置司北京，候措置就绪日渡河，今所尚留京师以招集将佐，故未行，不知益谦何以知其搔扰而言不当置司。方时艰危，朝廷欲有所经略，益谦小臣，乃敢非理，公然沮抑，此必有以使之者」。上乃令降旨招抚司依画一置司北京，就绪日疾速渡河，张益谦令分析以闻。既劄下矣，枢密院复以益谦申状将上取旨，凡千馀言，痛诋招抚司。后数日乃关过尚书省，公始见之，乃以枢密院画旨并尚书省元降旨挥同将上进呈，与伯彦悫争于上前。公奏曰：「张益谦所奏，尚书省已得旨行下，而枢密院又别取旨痛诋訾之，不过欲与益谦相表里，以细故而害大计，沮抑张所耳。沮抑张所，有何所难，致误国家之大计，将谁任其责」？伯彦茫无所对，第云初不知尚书省已降指挥。上乃令枢密院改正，依前降指挥施行。既不得逞，即又为傅亮之争。初，王𤫉、傅亮既受命为经制使副，即画一申朝廷，以谓「河东州县多为金人所陷没，至于陕西接连如河中府、解州亦为所据，与陕府相对，以河东为界。今经制司所得兵才及万人，皆乌合之众，其间多招安盗贼溃散之兵，未经训练拊循，难以取胜，乞于陕西置司训练措置，招募陕西正兵及将家子弟，结连河东山寨豪杰，度州县可复即复之，可以渡河即乘机进讨收复」。有旨从之。才十馀日，枢密院取旨令留守宗泽节制，即日过河。亮申「今欲即令过河，无不可者，但河外皆金人界分，本司措置全未就绪，既过河后，何地可为家计？何处可以得粮？乌合之众，使复为金人之所溃散，何自可以得兵？亮等不足惜，第恐有误国事」。公将上进呈，奏曰：「经制司军旅未集，遽违前议，不恤其措置未办集而驱之使渡河，正所以为贼饵，不见其利也。且亮等受命而行才十馀日，岂可使以为逗遛，不若只依前降旨挥为便」。潜善、伯彦执议，圣意颇惑，依违不决者累日。公留身极论其理，具言：「潜善、伯彦始极力以沮张所，赖圣鉴察之，不得行其志，又极力以沮傅亮。盖招抚河北、经制河东皆臣所建明，而张所、傅亮又臣所荐用，力沮二人，乃所以沮臣，使不安其职。臣每见靖康大臣不和之失，凡事未尝不与潜善、伯彦商议而后行，不期二人乃误用心如此。如傅亮事理明白，愿陛下虚心以观之，则情状自见」。上曰：「俟批出，只令依元降旨挥于陕府置司」。至翌日批出，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，可罢经置司，赴行在。公留御批，将上奏曰：「臣昨日论傅亮事，已蒙宣谕，俟批出依元降旨挥。继奉御批，乃罢亮经制使，不知圣意所谓」。上曰：「亮既兵少不可渡河，不如且已」。公奏曰：「臣论傅亮，乞依元降旨挥，非谓不使之渡河。缘军旅未集，驱乌合之众渡河即成孤军，必为金人所溃。此必潜善等以私害公，阴有以荧惑圣听，欲以沮臣使去耳。圣意必欲罢亮，乞以御批降付潜善施行，臣得乞骸骨归田里，非敢轻为去就。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，使亮不罢，则臣何敢决去」？因再拜榻前，上犹慰谕，谓不须如此。公退，闻亮竟罢，乃入表劄求去，上遣御药宣押赴都堂治事，复入第二表劄，皆批答不允。翌日，遣御药宣押赴后宫起居，随宰执奏事讫，公留身，上曰：「卿所争事小，何须便为去就」？公奏曰：「人主之职在论一相，宰相之职在荐人材，方今人材以将帅为急，恐不可谓之小事。傥以为小，臣以去就争之，而天意必不可回，臣亦安敢不必去」？因再拜榻前，复奏曰：「臣以愚惷仰荷眷知，初无左右先容之助，龙飞之初，首命为相。潜善、伯彦自以谓有攀附之功，方虚位以召臣，盖以切齿。及臣至而议论伪楚、建请料理河北河东两路、车驾巡幸宜留中原，皆与之不同，而独陛下嘉纳听从，固宜为其媢嫉，无所不至。臣独立群枉之中，独赖陛下察之，得以尽其区区之愚。如傅亮之事，晓然无可疑者，又不蒙圣察，是臣荐进人材不足用，议论国事不足采，其失职大矣，岂敢复任宰相哉？方朝廷承平无事之时，宰相犹可尸禄，今艰难多故之秋，当惜分阴。臣自度终无以当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责望，敢久居此以妨贤路哉？且臣尝建议车驾巡幸不可以去中原，潜善等必以此动摇圣意，故力沮张所、傅亮而去臣。臣东南人，岂不愿奉陛下顺流东下为安便哉？顾车驾巡幸实天下人心之所系，中国形势之所在，一去中原则后患有不可胜言者，故不敢雷同不说，以误大事。愿陛下以宗社为心，以生灵为意，以二圣未还为念，留神于此，勿以臣去而其议遂改也。臣仰荷天地之德，虽去左右，岂敢一日忘陛下？不胜犬马依恋激切之至」。因泣辞而退，遂上第三表劄。客或谓公曰：「公决于进退，于义得矣，顾谗者不止，将有患祸不测，奈何」？公曰：「大臣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，吾知尽事君之道不可，则全吾进退之节而已，祸患非所恤也。畏祸患而不去，彼独不能讽言者诋訾而逐之哉？天下自有公议，此不足虑」。翌日降麻告庭，除观文殿大学士，提举杭州洞霄宫，加实邑七百户，食实封三百户。时八月十八日也。以九月半抵镇江府，闻辛道宗之兵变于秀州，宿留不行者半月。闻其掠毗陵，焚丹阳，遂以客舟由外江以归梁溪。而言者又言公遣弟纶与贼通，且倾家赀以犒贼，为绯巾数千顶与之，朝廷不复究问其实，有旨落职，令鄂州居住。附会时宰者尽形于制词，谗谤如此，自非上恩保全，有以照见其无他，虽欲处江湖之善地岂可得，而纶亦且死于非辜矣。公荷上知遇，付以国事，当轴秉钧才七十有五日而罢。既罢之后，张所亦以罪去，傅亮辞母病不赴行在而归陕西，招抚、经制司皆废，车驾遂东幸，而两河郡县皆陷于贼。金人以次年春扰京东西，深入关辅，残破尤甚。凡募兵、买马、团结、训练、车战、水军之类，一切废罢。中原盗贼蜂起，跨州连邑，朝廷不能制，率如公之所料也。二年十月，有旨谪降官不许同在一州，移公澧州居住。会有上书讼公之冤者，复有论列。十一月，责授单州团练副使，移万安军安置。三年，行次琼州，三日而德音放还，任便居住。四年，自岭表访家鄱阳。未几，挈家还邵武。七月，复银青光禄大夫。绍兴元年三月，提举杭州洞霄宫。九月，复资政大学士。